《从吃茶漫谈重庆的忙——旅渝随笔》原文|赏析

到重庆,第一使成都人惊异的,倒不是山高水险,也不是爬坡上坎,而是一般人的动态,何以会那么急遽?所以,成都人常常批评重庆人,只一句话:“翘屁股蚂蚁似的,着着急急地跑来跑去,不晓得忙些啥子!”由是,则可反应出成都人自己的动态,也只一句话:“太懒散了!”

懒散近乎“随时随地找舒服”。以坐茶馆为喻罢,成都人坐茶馆,虽与重庆人的理由一样,然而他喜爱的则是矮矮的桌子,矮矮的竹椅——虽不一定是竹椅,总多半是竹椅变化出来,矮而有靠背,可以半躺半坐的坐具——地面不必十分干净,而桌面总可以邋遢点而不嫌打脏衣服,如此一下坐下来,身心泰然,所差者,只是长长一声感叹。因此,对于重庆茶馆之一般高方桌、高板凳,光是一看,就深感到一种无言的禁令:“此处只为吃茶而设,不许找舒服,混光阴!”

只管说“抗战期中”,大家都要紧张。不准坐茶馆混光阴,也算是一种革命地“新生活”的理论。但是,理论家坐在沙发上却不曾设想到凡旅居在重庆的人,过的是什么生活呀!斗室之间,地铺纵横,探首窗外,乌烟瘴气,镇日车声,终宵人喊,工作之余,或是等车候船的间隙,难道叫他顶着毒日,时刻到马路上去作无益的体操吗?

我想,富有革命性的理论家,除了设计自己的舒服外,照例是不管这些的。在民国十二年当中,杨子惠先生不是用“杨森说”的标语,普遍激动过坐茶馆的成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工作”,而一般懒人不是也曾反问过:“请你拿工作来”吗?软派的革命家劝不了成都人坐茶馆的恶习,于是硬派的革命家却以命令改革过重庆人的脾胃,不许他们坐茶馆,喝四川出产的茶,偏要叫他们去坐花钱过多的咖啡馆,而喝中国不出产必须舶来的咖啡、可可,以及彼时产量并不算多,质地也并不算好的牛奶。

好在“不近人情”的,虽不概如苏老泉所云“大抵是大奸慝”,然而终久会被“人情”打倒,例如重庆的茶馆:记得民国三十年大轰炸之后,重庆的瓦砾堆中,也曾在如火毒日之下,蓬蓬勃勃兴起过许多新式的矮桌子、矮靠椅的茶馆,使一般逃不了难的居民,尤其一般必须勾留在那里的旅人,深深感觉舒服了一下。不幸硬派的革命下来了,茶馆一律封闭,只许改卖咖啡、可可、牛奶,而喝茶的地方,大约以其太不文明之故,只宜于一般“劣等华人”去适应,因才规定:第一不许在大街上;第二不许超过八张方桌;第三不许有舒适的桌椅。谢谢硬派的“作家”,幸而没有规定:只许站着喝!一碗茶只须五秒钟!

如此“不近人事”的推销西洋生活方式——请记着:那时我们亲爱的美国盟友还没有来哩——其不通之理由,可以不言,好在抗战期间,“命令第一”,你我生活于“革命”之下,早已成了习惯。单说国粹的茶馆,到底不弱,过了一些时候,还是侵到大街上了,还是超过了八张方桌,可惜一直未变的,只是一贯乎高桌子、高板凳,犹保存重庆人所必须的紧张意味,就是坐茶馆罢,似乎也不需要像成都人之“找舒服”!

(1946年1月1日《新新新闻》)

赏析读李劼人的作品,总觉着川味十足、情趣盎然。但是小品文《从吃茶漫谈重庆的忙》给人的感觉却不一样:它好像是在一种平淡中包含着对当时社会的嘲讽与批评。

文章一开始即点出重庆作为陪都的特异之处:“到重庆,第一使成都人惊异的,倒不是山高水险,也不是爬坡上坎,而是一般人的动态,何以会那么急遽?”作者怕读者理解不了,笔锋一转,谈到忙中偷闲的吃茶,认为重庆却迥异于成都。重庆的茶馆没有矮矮的舒服的桌椅,而是“高方桌、高板凳,光是一看,就深感到一种无言的禁令:‘此处只为吃茶而设,不许找舒服,混光阴!’”连吃茶,都恨不得规定“只须五秒钟”,重庆人在这种管理下,能不像翘屁股蚂蚁似的,来去匆匆吗?寥寥几笔,通过叙述重庆的忙,便揭示出当政者不体恤民情,专制独裁的嘴脸,使嘲讽与抨击之势溢满字里行间。

作为陪都,重庆直接受控于蒋介石政府,在那里,人们更多地受到蒋政府的“照顾”,因而生活愈加饥寒交迫:“斗室之间,地铺纵横,探首窗外,乌烟瘴气,镇日车声,终宵人喊。”即使这样,“坐在沙发上”的革命家们还命令大家在抗战期间,都要紧张,不准在工作之余或等车候船的间隙,去茶馆找片刻的“舒服”。“好在抗战期间,‘命令第一’,你我生活于‘革命’之下”,所以早已习惯了。当然,在这种“命令”之下,重庆人的忙也就见怪不惊了。

重庆的忙并没有随着抗战的胜利,而有些许的缓解。尽管在八年抗日之后,人们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安定,但是蒋介石政府根本不体察民情,仍然鱼肉人民,同时与美国签订中美商约,实行卖国政策。他们把美国的独占资本与官僚买办资本相勾结,施行政治、经济大掠夺,再一次把人民推向民不聊生的水深火热之中。甚至生活方式也得改变,强令“茶馆一律封闭”,叫人们“去坐花钱过多的咖啡馆”,“喝中国不出产必须舶来的咖啡、可可,以及彼时产量并不算多,质地也并不算好的牛奶”。看来,为了生计,因着命令,重庆还要忙下去。这是作者对当权者进行揭露之后的感慨,也是黑暗中国,人民痛苦生活的写照。

这篇小品文,风格平淡,不着任何过激的痕迹,但透过字里行间,却充满了相当深刻与犀利的揭露。这种深刻与犀利,怕是博学多才的作者愤于时局而又不得发泄,常年郁积的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