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一九二二年的事吧?在时间的距离上，虽过的已颇遥远，但回忆起来，却总令我鲜明地感觉到当日兴奋与失望的情态。

“五四”以后，国内青年，如狂风猛浪似的激越生动，对于新学术，他们具有一种异常的兴趣。风会所趋，人莫能外，我就是其中赶波逐流的一人了。那年——一九二二——是我在L校读书最后的一年了，我和几位同志，在校里结了一个学社。大家的兴趣，多半是偏于文艺的，所以在广告上见了托尔斯泰、太戈儿、王尔德一般名家的著作，便立刻寄钱去买。买来了，就是一股气的读。读了便谈，读了便闹。这样的行为，在我们当时是很习常而不以为怪的，虽然现在却未免觉得它有点稚气而可笑了。

我们现在所最不能忘记的，就是那位平日给人号作“神经病者”的陈先生。他是一位毕业于日本大学的文学士，那时正充当我们班里的国文教员。不消说，他的头脑，在许多教员们当中，是比较新颖的，况且他所担任的功课，尤其是于我们很合脾胃，所以他就很受了我们热烈的欢迎与爱戴了。他的房里，是我们舍不得一天都不上去的。他那尊安放在书案上的日本的铜佛，比起那些不爱读的课本，还要和我们面熟得多。他也很喜欢我们，时常喜欢把自己的往事，一五一十的向我们陈述，表示他和我们中间关系的密切。

功课已经上了一个多月了，而校里聘定的另一位国文教师终不见来。此时，校长便托这位“神经病者”在朋友中物色一位来担任。陈先生以故人汪馥泉君见荐。商定了，便发信去请他来——那时，馥泉君大概在上海吧。未久，接汪君来信，说来是可以，但须承认他一个条件，就是要允许他带着一位俄国的盲目诗人爱罗先珂君同来。因为爱罗先珂君看厌了上海市的繁华——他虽没有眼睛，不，盲了眼睛，但他观察事物的感觉，比我们尤来得敏锐许多——决意到中国内部去看看她本色的文化与风景。到我们校里只须每月供应他几元的膳费，其他并不需要什么供奉。

我们当时听到这个消息，自然是欢喜得像在发狂似的，并愿意替他拿出这点膳费，如果学校方面不能应承这个。他的寓所，我们也给预备下了。那个地方，就是现在L校里西偏那座房室，那儿，门前盖荫着一株苍翠如海波的大榕树，后面石栗树整齐的排列着。放眼窗外，可以看见一片葱郁的山峰。这是我们特意给他选择的，为了要使诗人得以涵泳其灵感之故。我们又打算请他给我们演讲，陈先生也很愿担当翻译之职。

后来，也不知为什么竟不来了——大概不是因为他应了北大世界语教授之聘，就是汪君自己不能来的缘故吧?——我们一掬热蓬蓬的希望，只落得这个冰凉的下场。现在回想起来，还不胜怅惘之情呢!

爱罗先珂君归国已两年了，故乡夜莺的幽鸣，不审听得愉快否?陈先生也早向海外去了，在南邦热温的夜中，想起这段故事，或尚不免于凄然如有所失呢。假使爱罗先珂君，他当时竟然来了，我想在那大云岭下的山馆里——至少我们各个接触者的心坎中——要留下一些很可追忆的遗踪，必不像现在连怀想都无凭借的清寂呵!

(1927年北新书局《荔枝小品》)

赏析这篇小品是追忆往事的随笔。也许有人认为，既然是“为忆爱罗先珂君作”，那么文章中就该有对这位盲诗人的记述才名副其实。可是作者到底也未见到盲诗人，这样的小品意义何在?

这使我们想到钟先生曾说过：“我以为做小品文，有两个主要的元素，便是情绪与智慧。……没有这些，它将终于成了木制的美人，即使怎样披上华美的服装。”(《试谈小品文》)这就是说，小品要强调抒写作者的情绪，使文中显现出作者本人的性情暖热，使文中有“我”。《旧事一零》中并不是没有记事，它写的是五四时期青年“狂风猛浪”似的爱国民主热情，说自由，谈理想，学科学，弄文艺，酣畅非凡。写到这种情形时，作者特别强调对外国文学名著的热爱：“读了便谈，读了便闹”八个字，颇能传神。这就为下文引出爱罗先珂作了铺垫。

时代“狂风猛浪”，学生“赶波逐流”，先生也不例外。这里记述的“神经病者”陈先生，其实并非精神上有什么病，而是思想激进、热情超人的表现。正是这陈先生要请爱罗先珂到L校来讲课，(L校即作者上学的广东陆安师范学校)这就更激起了学生们“发狂”。他们为即将来到的盲诗人作了周到的设想：替他拿膳费，为他找寓所，想到如何请他讲演，如何请翻译……写到这里，把学生们热到“发狂”的情绪推到了极至。紧接着便写：不知何故，他没有来，“我们一掬热蓬蓬的希望，只落得这个冰凉的下场”。写到此，全篇文章也从高潮中跌落下来，落入清寂的尾声。

全文以作者和一群青年的热情波动为线索结构布局，让读者摸到青年们跳动的脉搏，而这脉搏又同“五四”时期热蓬蓬的时代多么合拍!难怪使作者难以忘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