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夏间，章太炎病殁于苏州。那时候鲁迅卧病上海大陆新村，有人去望他病，谈到章太炎的死，他慨叹地说，“我想不会有很多的人能够了解太炎先生的吧?”后来，他病渐渐好了，就写一篇题为《谈章太炎两三事》的短文，而这篇短文竟成了他的绝笔。他在那篇短文里指出章太炎的倔强的个性和过去倡导民族革命的功绩，而痛斥那些浅薄无聊恶意攻讦章太炎的为“蜉蝣撼树”。同时他指出章太炎晚年曾替军阀捧场，认为“只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鲁迅是章太炎的门弟子;在章氏门弟子中，怕没有第二人能写得出这样一篇褒贬得当的文章。
其实鲁迅说章太炎过去替军阀捧场为白圭之玷，也是春秋责备贤者的话。略小节而论大体，章太炎自有其一贯的民族主义，始终没有动摇过(当然也没有什么进步)。他在三十年前主张联合中国境内各民族以推翻清帝国，两年前主张联合各党各派以抵抗日本的侵略，这是一贯的;他虽不懂得“联合战线”的口号，但他在前年北平学生运动最紧张的时候，曾有电报给宋哲元，说“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日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执事清名未替，人犹有望，对此务宜坦怀。”“但问今日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这就是说，“只要现在主张抗日就行，何必追求他一向属于何党何派。”到现在，我们所祈求的，还是要大家“坦怀”相见，在抗日的一个目标之下加紧团结，不要生新事，算旧帐。所以我曾说过，章太炎这一个短短的电报，将和他的宏文巨著同垂不朽，而惜乎章氏的门弟子不能了解这电报意义的重大，没有收入新刊的《太炎文录三编》。
章太炎和鲁迅，虽然为学的方向不同，而性格意气颇相近。太炎早年曾运用他的如椽大笔，扫荡那些叛党卖友的知识分子，诛伐那些“宁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的保皇党徒。鲁迅自执笔替《新青年》写文章，即以斗争的姿态出现，一直到临死前几小时还没有丢掉他的“投枪”。章太炎晚年的文章渐趋平淡，鲁迅则桂姜之性，老而愈辣，更胜一筹了。即以文章技术而论，能够学到章太炎那样廉利劲悍，辞无枝叶，而用辞精确，善于刻划，起止自在的，怕也只有鲁迅，虽然有文言与白话之别。
章太炎逝世刚满两周年，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又快到了。太炎先生还没有正式举行“国葬”，据说他的家属因仓皇避寇，把他的遗骸暂埋在苏州家园中。鲁迅先生是经成千成万的群众举行公葬了的，可是“万国公墓”已经在沦陷区域中了!我们在今天怀念这两位民族革命的战士，比去年要更增一层感慨吧?
一九三八年九月
(1940年创作出版社《破戒草》)
赏析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对章太炎的论断确实是“褒贬得当”。这在学术界是公认的，在此无须赘述。宋云彬这篇《章太炎与鲁迅》是一篇言简意赅的好文章，对这两位文化巨人的论断也是颇为准确的。作者仅用了200多字一小段文字，论述了章太炎和鲁迅的三个大方面，准确，概括。
或许有读者会说，这篇文章除了“概括”以外，似乎没有什么突出的特点。然而，写这样的文章难就难在“概括”二字上。首先，《章太炎与鲁迅》写的不是一般人，而是两个文化巨人。用一篇“千字文”写两个文化巨人，就必须“要言不烦”。写他们的什么好呢?这就颇费踌躇。其次，要做到概括、准确，必须对所写的对象进行全面的了解，将他们一生的言行融会贯通，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如这篇文章的倒数第二段，就决不是对鲁迅和章太炎一知半解的人所能写出的。然而，要全面了解章太炎和鲁迅这样的人，又谈何容易!因为他们一生的生活内容太丰富了。欲“略小节而论大体”，就得先弄清什么是“小节”，又何为“大体”。如“文章技术”是小节还是大体?诸如此类的问题若分辨不清，就难免做出“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事。所以写这样的文章实际上很难。
用千把来字写《章太炎与鲁迅》这样的大题目，能写得让读者首肯，使读者得益，是很不容易的。宋云彬的这篇文章却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