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休道人税居于燕城之市，榜其庵曰贫乐。有湛然居士访而问之曰：“先生之乐可得闻欤?”曰：“布衣粝食，任天之真。或鼓琴以自娱，或观书以自适，咏圣人之道，归夫子之门。于是息交游，绝宾客，万虑泯绝，无毫发点翳于胸中。其得失之倚伏，兴亡之反覆，初不知也。吾之乐良以此耳!”曰：“先生亦有忧乎?”曰：“乐天知命，吾复何忧?”
居士进曰：“予闻之，君子之处贫贱富贵也，忧乐相半，未尝独忧乐也。夫君子之学道也，非为己也。吾君尧舜之君，吾民尧舜之民，此其志也。使一夫一妇不被尧舜之泽者，君子耻诸。是故君子之得志也，位足以行道，财足以博施，不亦乐乎!持盈守谦，慎终如始，若朽索之驭六马，不亦忧乎!其贫贱也，卷而怀之，独洁一己，无多财之祸，绝高位之危，此其乐也。嗟流俗之未化，悲圣道之将颓，举世寥寥无知我者，此其忧也!先生之乐，知所谓矣;先生之忧，不其然乎?”道人瞪目而不答。
居士笑曰：“我知之矣。夫子以为处富贵也，当隐诸乐而形诸忧;处贫贱也，必隐于忧而形诸乐。何哉?第恐不知我者，以为洋洋于富贵，而戚戚于贫贱也。”道人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吾子之谓矣。请以吾子之言以为记。”丙子日南至，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材晋卿题。
(《湛然居士文集》)
赏析这篇文章假托湛然居士(实即作者自己)与三休道人的问答，阐述了作者的忧乐观，表现其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和政治理想。
不同时代、不同地位的人都有自己的忧乐观。对忧乐的不同认识和理解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思想境界和道德原则。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之所以流传至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反映了一种积极进步的忧乐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这一忧乐观数百年来一直被正直的封建士大夫奉为最高的思想典范，即使在今天它仍有可取之处。
那么，本文作者的忧乐观又如何呢?他认为，君子无论处于贫贱还是处于富贵都是“忧乐相半”，不会只有忧或只有乐，这一点与三休道人“乐天知命，吾复何忧”的观点截然不同。他进而指出，君子的忧乐是由其志向决定的。使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使百姓成为尧舜时那样的百姓，这是君子的志向，它决定了：君子得志的时候，他所处的地位使之能够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所拥有的财物使之能够广施恩惠于人，这是其乐;“持盈守谦，慎终如始”，好像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骏马那样危险，这是其忧。而当君子处于贫贱时，安贫乐道、独善其身，“无多财之祸，绝高位之危”，这是其乐;而嗟叹世俗的不开化，悲哀圣人的主张将被废弛，整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了解我的人，这则是其忧。可以看出，君子的忧乐(也是作者的忧乐)已超越其自身利害得失的考虑，与百姓、国家联系起来，这是一个积极入世者的忧乐。正是持有这种积极有为的忧乐观的君子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延续和发展。
作者的这种忧乐观反映了封建士大夫的普遍心理。虽然儒家强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人格，但事实上中国的士大夫大多把“兼济”和“独善”统一起来。仕途通达者并不是不注重个人人格的完善，而贫贱不遇者也不是没有兼济天下之理想。这也就是湛然居士所说的，君子无论得志与否都有忧乐。
三休道人以贫为乐，安贫乐道本来无可厚非，且值得称赏，但他否认自己还有忧愁，这就未免矫情了。之所以如此，诚如居士所言，是因为怕不了解自己的人认为自己处在富贵之中就洋洋得意，在贫贱之时就悲悲戚戚。这是一部分封建士大夫的真实心理。“处富贵也，当隐诸乐而形诸忧;处贫贱也，必隐于忧而形诸乐”，当乐不乐，当忧不忧，为避免物议将自己的真情掩藏起来，这些士大夫活得实在太累，太沉重了。当然作者这样写还有其它的用心。他写三休道人对贫乐的看法就是为了由此生发下面的一大段议论，阐述自己的忧乐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不知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