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司马徽不谈人短,与人语,美恶皆言好。有人问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陈子死,答曰:“大好。”妻责之曰:“人以君有德,故此相告,何闻人子死,反亦言好?”徽曰:“如卿之言亦大好。”今人称“好好先生”,本此。
(《古今谭概》)
赏析人生的悲哀莫过于不被人理解了!一些人(往往是杰出人物)因此表现出异乎常人的举动,他们或颠狂,或孤僻,或痴傻,而这又更加深了人们的不理解。
据说,庄子妻死之后,他箕踞鼓盆而歌,对于这种违礼悖情的行为当时人们难以理解,连其好友惠子也不例外,这是庄子的悲哀;但是,庄子又是幸运的,他毕竟还可以对惠子解释为何要这样做。当一个人的言行不为人理解而他又不能解释时,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这则短文里的司马徽就体验到了人生的这种悲哀与无奈。
对于死,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司马徽大概像“齐生死”的庄子一样对这一问题持达观的看法,否则,“有德”的司马徽决不会在别人报丧时说出“这很好”的话来。别人对此不能理解还情有可原,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妻子竟然因此责问自己,这不能不令司马徽感到悲哀,他只说了一句:“夫人,您说的也很好啊。”看似诙谐的话语里,却饱含着没有知己可以诉说的苦涩和辛酸。
或以此文为幽默小品,窃以为不然。司马徽的答语由“好”而“大好”而“亦大好”的递进,固然给人以诙谐滑稽之感,但作者绝非意在写司马徽之痴,否则开头就应改写为:“司马徽性痴,与人语,美恶皆言好。”有着“不谈人短”之美德的司马徽竟然对报丧者说出“幸灾乐祸”的话,这种描写上的前后矛盾昭示着:报丧情节的设置实则有深意存焉。在待人方面与众不同的司马徽,对待生死问题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每个人都无法避免;人生充满忧虑,死是一种解脱,在此意义上倒可以说死并非坏事,而是好事。但妻子对他的生死观并不能理解,反而加以责难,这使他感到悲哀,感到知音难寻的痛苦。
关于司马徽,《世说新语》注云:司马徽“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辩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复佳’”。冯梦龙的这篇《好好先生》大概据此而作,但并非简单地补益而成。冯梦龙笔下的司马徽已由言语谨慎、避祸全身的智者形象一变而为思想卓异而不为人理解的孤独者形象,这是他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