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黄老道家的大成》精解

1.黄老道家的大成

《淮南子》是黄老之学的集大成之作。清末以来的着名学者很是赞赏《淮南子》的道家思想,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大家都有称述。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称“《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着述中第一流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说“《淮南鸿烈》实可谓集道家学说之大成”,胡适《淮南王书》说“道家集古代思想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道家兼收并蓄,但其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称“这‘内’‘中’‘外’三部分包括了汉初黄老之学的各方面内容,可以说是汉初黄老之学的论文总集”。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料学》也说“《淮南子》主要是黄老之学,属于道家”。《淮南子》产生于黄老思想高度发展之后,成功地对黄老思想进行了改良,一定程度上挽救了黄老之学,它又诞生在儒学独尊的前夜,也体现了特定的学术思想转变的轨迹。

(1)黄老道家的基本特征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第一次将先秦诸子区分成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等六家,《汉书·艺文志》扩大为九流十家,另增“纵横、杂、农、小说”四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最早对黄老道家进行了总结: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司马谈勾勒了黄老道家的几个特征:一是从天道转向人道。黄老道家吸收了阴阳家的学说,所谓“因阴阳之大顺”“序四时之大顺”,就是对阴阳、春夏秋冬四时的吸纳。黄老道家以天道秩序为前提,生发出人间世界的秩序。二是从养生到治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说“稷下黄老之学认为养生和治国,是一个道理的两方面的应用”,只有养生才能体道,养生是手段,治国是目的。三是虚无为本,因循为用。这是黄老之学的核心要义。四是兼综百家。黄老道家是对各家长短进行了评判之后,将有益于治国的内容纳入体系当中,因此说“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黄老道家,始于战国,盛行于西汉前期,特点是道家、法家观念的结合,兼有儒家、墨家,采纳名家、阴阳家的观点,主张“贵清静而民自定”“无为而治”,属于政治哲学,是道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开端。

(2)黄老道家的发展阶段

黄老道家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期,时间是春秋末至战国初,此时以老子学说为基础取得进一步发展,代表人物是范蠡、文种等;第二阶段是成熟期,时间是战国中期至秦代,此时诞生了众多学者和着作,代表作有《黄帝四经》《管子》四篇、《文子》《列子》等;第三阶段是鼎盛期,时间是秦汉之际到汉武帝初年,黄老思想成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代表作是《淮南子》;第四阶段是衰亡期,随着建元六年窦太后的去世,汉武帝独尊儒术,黄老思想逐渐没落,但余势所及,两汉尚未完全泯灭,继续影响着日常政治。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正是儒道并存情况的反映。

清任熊木刻老子像局部

一是萌芽期。黄老之学源于老子思想,战国初期即已酝酿,最早可追溯至范蠡。着名学者陈鼓应《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一文,根据帛书《黄帝四经》大量引用范蠡言论的事实指出“范蠡可能是由老学发展到黄老之学的关键人物”。范蠡晚于老子约三四十年,《国语·越语下》提到“圣人因天”“必顺天道”“知天地之恒制”,以及“赢缩转化”之道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显示出范蠡受老子的直接影响,属于上承老子下开黄老学之先河。范蠡身当国家存亡之际,因此开始将老子思想应用到军事上,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遂”,范蠡指出“兵者,凶器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始于人者,人之所卒也”。老子说“大盈若冲”“果而勿骄”“不自伐”“不自矜”“自伐者无功”,范蠡说“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当被越王任命为上将军,范蠡认为“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因此“浮海出齐”,体现了老子“功成身退”的哲学思想。范蠡是楚人,“浮海出齐”后,将黄老思想传播到齐地,《管子》和帛书《黄帝四经》记载了不少范蠡的言论,成为沟通南北文化、传播老子思想的功臣,陈鼓应指出“老子思想的入齐,范蠡有可能是第一个重要的老学的传播者”。萌芽发展时期的黄老思想,没有专着传世,只能通过文献记载的人物言论事件来确认。

二是成熟期。着名的稷下学宫,位于齐国的首都临淄,设立于齐桓公当政时期。徐干《中论·亡国》说:“盖齐桓公立稷下之官,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到了齐宣王、齐湣王时期,稷下之学达到兴盛的顶峰。齐宣王时期,稷下学宫最为繁盛,人才济济,待遇优厚。《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之徒,各着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揽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到了齐湣王后期,由于齐湣王开疆拓土、人们以战功相尚,学宫开始趋于衰落,桓宽《盐铁论·论儒》说“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到了齐襄王时期,学宫又有所恢复,荀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稷下学宫从创立到结束,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年。随着齐国的衰亡,秦国一统天下,黄老思想随稷下学者辗转入秦,出现了吕不韦的《吕氏春秋》。

战国中后期黄老学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尤以稷下最为兴盛。当时的黄老学的代表学者有:稷下的环渊、田骈等,魏国的魏牟,楚地的鹖冠子,赵国的乐瑕公、乐巨公,还有隐士黔娄等。其他如法家的申不害、慎到、韩非,儒家的荀子,名家的尹文子,杂家的吕不韦等也受到了黄老思想的影响。代表着作有:《黄帝四经》、《管子》四篇、《鹖冠子》《文子》《列子》和《庄子》的部分篇章,《吕氏春秋》的《贵公》《去私》《圜道》等作品。稷下学派的黄老思想发展为三派:东方派,以《管子》为代表,北方派,以《吕氏春秋》为代表,南方派,以《淮南子》为代表。稷下道家的作品,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史记》有环渊着上、下篇,慎到“着十二论”,又《汉志》载《蜎子》十三篇,《田子》二十五篇,《慎子》四十二篇,《捷子》二篇,《宋子》十八篇,另有《尹文子》等。

《黄帝四经》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是黄老思想成熟期的代表作,包括《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四篇古佚书。书中避高祖刘邦讳,而不避惠帝刘盈讳,故学者断定抄写于惠帝至文帝初年。《经法》是全书的总纲,讲治国必须依靠法治;《十大经》主要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称》主要讲施政、行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道原》集中论述道的性质、作用及以道治国的方法。《黄帝四经》的哲学思想集中于道论,既坚持了老子道论的自然观,又有所发展,其中道法结合是最核心的思想。所谓道法结合,事实上是对道法关系的解释,《经法·道法》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要求法以公正的形式体现道的思想。《黄老四经》以道法为主、兼容各派,反映了汉初黄老学说的综合性特点,故而能够盛行于西汉初年,成为显学。

黄老学派是各种学派渐趋接近的结果,而非道家杂取各家学说。《吕氏春秋》开启汉初黄老之学的先声。《淮南子》是对汉初黄老政治思想的改良,但未受到重视,没能挽救黄老之学被儒学取代的命运。

三是鼎盛期。蒙文通《略论黄老学》说“百家盛于战国,但后来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指出了黄老学的鼎盛地位,这与汉初的政治密切相关。

汉初实行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是出于时代的选择。秦末大乱之后,人心思定。当时国力日蹙,粮食不继,《汉书·食货志》说“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说“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可知经历战争之后,汉初人口锐减的局面。《史记·平准书》说“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皇帝尚且无法凑齐同色的四匹马,有的将相只能乘牛车,而普通百姓连居住都成了问题,可知当时社会经济的凋敝。因此汉高祖颁布了《罢兵赐复诏》,要求军队复员,“兵皆罢归家”,要求流民“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释放奴婢,“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对于无爵或爵在大夫以下的“皆赐爵为大夫”,爵在大夫以上的“赐爵各一级”,在七大夫以上的“皆令食邑”,以下的免除本人及全家徭役,对于归农的军吏卒,按照功劳给予田宅,并且给予高爵。

当时学者的要务,是对秦代的反思,基本思路是批判法家学术,指出这是轻视儒学的结果。《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说“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刘邦是秦吏出身,不甚重视儒家,曾往儒冠里面撒尿,但也注意吸收儒家的成果。当时宴席之中,功臣争相饮酒,颇失礼仪,叔孙通主动请缨制礼,《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载: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两年之后,叔孙通在长乐宫落成的岁首重要仪式上展现他制礼作乐的成果: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郞。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叔孙通制定朝仪,贵贱有别,刘邦尝到了身为皇帝的威仪,因此对儒家的态度有所改善,经过鲁地时特意祭孔。总之,刘邦对儒家的思想还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能够做到吸收精华,为我所用。

高祖时的群臣中,张良和陈平都学习过黄老之术,《史记·陈丞相世家》载司马迁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还有曹参,做过齐相,曾以黄老学治理齐国,代萧何为相后,将黄老之学推行至全国。曹参是盖公的学生,盖公又是乐臣公的学生。《史记·乐毅列传》载乐臣公为乐毅族人,“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又《史记·曹相国世家》说“孝惠帝元年,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曹参治国的特点是“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属于黄老之学的具体实施。

汉文帝和窦太后是推行黄老统治的关键人物。《史记·礼书》说:“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窦太后是汉文帝的皇后,景帝的母亲,窦太后极力提倡黄老之学。《史记·外戚世家》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因之。她对儒家颇为不满,曾因此逼辕固生入圈刺猪,《史记·儒林列传》载: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西安东郊汉窦皇后陵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研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诸侯王中好黄老之术的,最有名的当然是刘安。另有楚元王刘德,《汉书·楚元王传》说“常持老子知足之计,妻死,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不肯与权势煊赫的霍光联姻。名商富贾中,最典型的是武帝时的杨王孙,《汉书·杨王孙传》说他“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属于以黄老道学致富的商人,他死后坚持裸葬,认为“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言归也”。

四是衰亡期。汉初经历了五次儒道之争,最终在武帝时儒学取得了胜利。第一次是文帝时,贾谊“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终因为文帝的消极支持和权臣的极力排挤而最终失败。第二次是景帝时期,黄生与辕固生争论汤武革命之事,以景帝的调停而结束,然而辕固生占据了上风。第三次是景帝时期,辕固生说《老子》书属于家人言,窦太后大怒,将他投入猪圈差点丢失性命。武帝时期,又发生了两次争论。第四次是武帝即位伊始,开始采取措施尊儒,一是罢黜百家,《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时,武帝同意丞相提出的“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二是任命“俱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始立五经博士,罢诸子传记。虽然因窦太后的阻挠未能成功,但已经显示出武帝对儒家的偏好。第五次是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皇太后去世,汉武帝启用田蚡为丞相,《史记·儒林列传》载“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儒学取代黄老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汉武帝时代不仅是黄老学派命运的转折点,也是黄老思想的总结期,涌现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和刘安的《淮南子》等重要着作。西汉中期以后,黄老思想不再具有统治地位,退居到学术的边缘,但是西汉初期提倡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政治观念,融入了传统政治思想的血液,成为王朝初兴的必要手段。同时黄老之学也构成了为人处世的思想指南,如东汉的任光“好黄老言,为人纯厚,乡里爱之”(《后汉纪》卷二),东汉的樊瑞“好黄老言,清静少欲”(《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任隗“少好黄老,清静寡欲”(《后汉书·任李万邳刘耿列传》),闵中叔“好黄老,清志洁行,不仕王莽之世,恬静养神,弗役于物”(《太平御览》卷四百七十八),郑均“少好黄老书……好义笃实,养寡嫂孤儿,恩礼敦至。常称疾家庭,不应州郡辟召”(《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等,总体而言,修习黄老者,都以清静寡欲、隐居不仕、待人宽厚着称。

黄老思想本来注重养生,因此成为求长生的理论支持,如“(魏)愔辞与王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正因为如此,黄老思想开始与神仙方术结合,渐渐显示出宗教化倾向,为人所崇拜,成为道教的最早来源。如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角“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同时黄老思想开始与佛教进一步结合,如楚王刘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皇帝也报诏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这是黄老思想发展中的变异。

当然,黄老思想与神仙方术有密切的联系。《汉书·艺文志》所载十余种以黄帝冠名的书籍,有《黄帝杂子气》《黄帝五家历》《黄帝阴阳》《黄帝长柳占梦》《黄帝内经》《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黄帝三王养阳方》《黄帝杂子步引》等,由此可知黄老思想掺杂了很多权谋术数和方技迷信。这也间接证明了《淮南子》一书的丰富性,非但有《内篇》《外篇》,还有《中篇》,实际上,刘安的神仙形象和文学形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神仙方术的塑造。

《淮南子》是秦汉道家最成熟的着作,体现了“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特点,它吸收了当时社会广泛的思想,成为西汉前期学术思想的总结性着作,反映了汉初的时代精神。然而刘安献《淮南子》不久,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新的学术统治思想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一拍即合,儒家独尊的局面呼之欲出。作为旧思想代表的《淮南子》,要求仁义礼乐从属于道德,主张实施清静无为的统治术,赞成分封的权力体系,很显然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加上刘安谋反案的爆发,因此还未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束之高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