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之二世，皇道昧不明。主暗无良臣，艰乱起朝廷。七柄失其所，权纲丧典刑。愚猾窥神器，牝鸡又晨鸣。哲妇逞幽虐，宗祀一朝倾。储君缢新昌，帝执金墉城。祸衅萌宫掖，胡马动北坰。三方风尘起，狁窃上京。义士扼素腕，感慨怀愤盈。誓心荡众狄，积诚彻昊灵。

“五胡十六国”前期，在北中国还保存着一股汉族军事势力，那就是割据凉州(今甘肃河西地区及兰州一带)的张氏家族。张骏是这个家族的第三代首领，据《晋书》记载，他曾多次上表东晋皇帝，请求克复中原。他的这首《薤露行》，是一首当时罕有的反映西晋灭亡、义士怀愤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

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是对西晋王朝覆灭的历史过程的回顾。诗人首先从西晋最高统治者皇帝落笔写起。“晋二世”，即晋惠帝司马衷；“皇道昧不明”，指晋惠帝的统治术不当。惠帝本是个十足的白痴，据史载，他在华林园听到虾蟆叫声，便问左右：“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听到大臣说天下荒乱，百姓饿死，他却问：“何不食肉靡？”“主暗”二字总括了惠帝的愚蠢无能。“主暗”自然无法掌权，当然也不可能起用“良臣”，必然会酿成“艰乱起朝廷，七柄失其所，权纲丧典刑”的危险局面。“七柄”两句承“主暗”句，谓朝廷的重要职务所托非人，失其常则。“七柄”，《周礼》载，管理国家有祭祀、朝觐、军旅等七方面的事务，分由百官执掌。惠帝即位之初，便由昏庸无能的太后父外戚杨骏辅政，杨骏滥用亲信，专擅朝政，揭开了西晋末大乱的序幕。

接下来六句，诗人进一步抨击制造祸乱的野心家贾后、赵王司马伦之流。“牝鸡晨鸣”，母鸡报晓，旧喻称女性掌权，此指惠帝皇后贾氏干预政事。据史载，贾后为夺取朝廷实权，与楚王司马玮合谋，于元康元年(291)发动宫廷政变，诛灭杨骏及其党羽。不久，贾后唆使司马玮诛杀了与杨骏共同辅政的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功臣卫瓘。事后，贾后又诬司马玮矫诏擅杀功臣而诛之，从此她独揽朝政大权。“哲妇”，多谋虑的女人，此谓贾后；“储君”，指惠帝太子司马遹；“新昌”，指许昌，司马遹被害于此地。贾后宫廷政变成功，为了长执权柄，便设计谋害了非她所生的太子司马遹，手段极端阴险残忍，故曰“逞幽虐”；司马遹是惠帝唯一的儿子，他被贾后害死，将来君位无人继承，所以说“宗祀一朝倾”。贾后作恶多端，引起朝臣愤怨不满，野心勃勃的赵王司马伦乘机利用这种愤怨之情，于永康元年(300)起兵杀了贾后；次年，司马伦又逼惠帝让位，并迁之于金墉城(洛阳城西北角上一小城，三国魏明帝时筑，魏晋时被废的帝、后，都安置于此)，自立为帝。是为“愚猾窥神器”，“帝执金墉城”。“神器”指帝位。

“祸衅”四句，写外镇皇族起兵争权，自相火并，少数民族军阀乘势入侵，灭亡西晋。赵王司马伦篡夺帝位的同年，督镇许昌的齐王司马冏、督镇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督镇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以勤王为名，联合起兵讨伐司马伦。从此演成西晋末的“八王之乱”，从局限于洛阳宫廷的政变，发展为皇族争夺政权的大混战。是为“祸衅萌宫掖”、“三方风尘起”。“祸衅”，祸端；“三方”，指齐王、成都王、河间王等三镇藩王。早就觊觎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军阀，乘西晋内部自相残杀之机，纷然起兵。匈奴铁骑攻势凌厉，永嘉五年(311)攻克洛阳，俘晋怀帝；建兴四年(316)，攻破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是为“胡马动北坰”“狁窃上京”。“坰”，郊野；“狁”，指匈奴族；“上京”，首都。这四句，诗人用分承法，精当地揭示了西晋王朝灭亡的前因后果，可谓全诗的精策所在。

通观以上十六句，简短的八十个字，就扼要地勾勒了西晋时期宫廷之变、藩王之乱、胡族入侵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基本面貌，显示了作者的概括力与驾驭诗歌语言的能力，从而使诗歌在表现容量上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客观的叙述中，又融入一些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词句，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制造祸乱者的抨击和愤慨之情。

诗的后四句，抒发对誓心克复中原的爱国志士的赞许之情。中原沦丧，晋室南迁，但当时也不乏志在恢复的爱国志士。如知难而进、转战并州的刘琨，“中流击楫，誓清中原”的祖逖，当然，也包括张骏本人。《晋书》卷八十六载其上晋成帝书云：“宗庙有《黍离》之哀，园陵有殄废之痛，普天咨嗟，含气悲伤。…是以臣前章恳切，欲齐力时讨。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观祸败，怀目前之安，…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长路者也。”克复中原的激情溢于言表。这四句诗中的“扼素腕”“怀愤盈”“誓心”“积诚”，正是他们这些爱国志士浩气奋迈之情态的真实写照。

《薤露行》是乐府古题，本为送葬哀挽之辞，用以送王公贵人。曹操“借古乐府写时事”，其《薤露行》写汉末重大历史变故，被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张骏以此题赋晋室覆亡、义士怀愤等重大历史事件，这是对建安诗歌精神的直接继承；这首诗在风格与情调上，明朗刚健，充满志在靖难的壮怀之音，与建安诗歌也是一脉相承的。同时期的东晋诗坛，“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盛行，相比之下，更能显出此诗的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