扰扰当途子，毁誉多埃尘。朝生舆马间，夕死衢路滨。藜藿应见弃，势位乃为亲。华屋争结绶，朱门竞弹巾。徒羡草木利，不爱金碧身。至德所以贵，河上有丈人。
江淹这组《效阮公诗》目的是讽谏建平王刘景素，故此诗一方面摹拟阮籍的口吻，表现阮籍的思想，另一方面也隐含了江淹自己的用意。
“扰扰当途子，毁誉多埃尘”，这二句是说官场上的身居要职者们追名逐利、纷乱不堪，他们之间的毁(诽谤)誉(称誉)就像尘土一样杂乱飞扬，不计其数，同时又是毫无价值。“朝生舆马间，夕死衢路滨”，“舆马”即车马，“衢”是四通八达的路，“滨”在这里是边缘的意思，这二句用了简炼的对比手法指出了仕途的无比险恶，那些身居要职者早上还坐着华丽的车马踌躇满志，晚上却已身败名裂，抛尸街边了。“朝生”与“夕死”自然是夸张说法，极言变化之快，难以预料。“舆马间”和“衢路滨”对比强烈，显示了富贵难保的道理。作者在前四句中对“当途子”们热衷声名地位的做法明显地持轻蔑态度。
随后作者又描述了仕途上另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藜藿应见弃，势位乃为亲。华屋争结绶，朱门竞弹巾”，“藜藿”是野菜，喻贫贱。“华屋”、“朱门”是华丽的房屋、红漆的门，是王侯贵族所居的住宅，此处即指豪门大族。“结绶”是系结印带，“弹巾”是用指弹去头巾上的灰尘，“结绶”和“弹巾”是指做官和准备做官。这四句的意思是说，那些热衷于仕途的后进之徒纷纷鄙弃贫贱的地位去亲近巴结有权有势的人，他们结交豪门，为自己争个一官半职，竞相依附于达官贵人，以图一荣俱荣、鸡犬升天。作者于这四句中未作直接的议论，只是将官场上的人情世态作了概括，但从“争”字、“竞”字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态度，他对官场上的蝇营狗苟、趋炎附势是不以为然的。前面已经指出“当途子”富贵不可常保，仕途的险恶已使他们自身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而那些趋炎附势之辈还不以此为戒，依然热衷于功名利禄，这是多么的可悲可叹！
诗的最后四句是作者的议论。“徒羡草木利，不爱金碧身”，这是指那些热衷仕途的人们，他们把声名地位看得比自身的生命还要重，而在作者看来，声名地位不过是像草木一样无足轻重的东西，而生命才是像金碧一样可贵的。这种观点也就是道家重视自身价值，鄙视外在的功名利禄的思想。阮籍诗中这类思想很多。“至德所以贵，河上有丈人”，这最后两句是从正面表现道家全身远害的思想，“至德”也即鄙弃身外之物如功名利禄、重视自身的生命。“河上丈人”即“河上公”，“丈人”是对老人的尊称。“河上公”是传说中颇有神异色彩的人物，据说精通《老子》，汉文帝曾专门向他请教过有关《老子》的问题，他指点了汉文帝后就不见了。因为人们不知其姓名，只知其住在河边，故称他为河上公。诗中提到河上公是作为追名逐利之辈的对立面，用赞颂河上公来表现道家思想。
江淹此首《效阮公诗》和阮籍《咏怀诗》其五十九很相似。阮籍这首诗说：“河上有丈人，纬萧弃明珠。甘彼藜藿食，乐是蓬蒿庐。岂效缤纷子，良马骋轻舆。朝生衢路旁，夕瘗横街隅……”，江淹主要是模仿这首阮诗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诗中富贵不可常保、祸福难以预料的思想正是说给刘景素听的，目的是告诫他不要利欲熏心，作非分之想。诗中“朝生”两句虽是从阮诗中化出的，但更为触目惊心，用来警告刘景素是再恰当不过了。江淹诗中对那些趋炎附势者的论述也是有针对性的。他曾劝景素不要听信身边心腹谋臣的话，认为这些人无非是想借助刘景素的地位以谋取私利，以求一旦之幸，因而不可靠。
这首诗既能将阮籍的口吻模仿得很逼真，又通过摹拟将自己的用意委婉含蓄而又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两者结合得较好，江淹“长于摹拟”的特点于此诗中也可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