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

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

辽辽未央兮，噫！

孟光敬其丈夫，每为具食，总要“举案齐眉”。这个历史佳话，大多的读者都知道。至于她的丈夫，就是这首《五噫歌》的作者梁鸿，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太多了。

梁鸿堪称东汉前期的一位怪人。他受业于太学，“博览无不通”。学成以后，偏偏不求功名，“牧豕于上林苑”，当起了人们所瞧不起的小猪倌，此“怪”之一也；孟光是他同邑之女，长相却教人不敢恭维。史家称她“肥丑而黑”，而且身材粗壮，能“力举石臼”，年至三十还嫁不出去。梁鸿听说了，偏偏就娶了她，此“怪”之二也；旁人都喜欢“衣绮缟，傅粉墨”，孟光也这样做，梁鸿就七天不睬她。一当孟光“更为椎髻，著布衣，操作于前”，梁鸿便喜出望外，大叫“这才真是我梁鸿的婆娘！”后来竟与她一起，隐居到了霸陵山中，此“怪”之三也。

就是这样一位怪人，当其经过京都洛阳时，作了这首带有五个“噫”字的怪诗。诗的内容很简单：第一句说他登上洛阳城东北的北芒山；第二句说他回过头来俯看当时的京城洛阳；第三句说是看到了那么崔嵬(巍峨)的宫室；第四句便慨叹说，修建它们的百姓多“劬劳”呵；最后一句再次长叹，这种劳苦简直没完没了、无有尽时呵。梁鸿就这么唱了五句，又哼了五个“噫”，走了。谁料到汉章帝一听说这首歌，就恨得接不上气，急忙下令访拿梁鸿。害得梁鸿夫妇只好变姓更名，在齐鲁一带躲藏起来。汉章帝为什么这样怕它？

原来，东汉自光武帝刘秀起，就拍着胸脯向天下百姓保证，他们的治国要以“节俭”为先，反对奢侈，反对“轻用民力”。他们多次煞有介事地派出使者，“按行风俗”、“广求民瘼”、“存问孤鳏”，作出“视民如父母”、“平徭简赋”的姿态(见《后汉书》“光武帝纪”、“明帝纪”、“章帝纪”)。但与此同时，他们却“起南宫”，修北殿，营造“明堂”、“灵台”，修建“永安离宫”，以至于“桑宫茧馆”、“复庙重屋”(张衡《东京赋》)、“宫室光明，阙庭神丽”(班固《东都赋》)。正与秦皇、汉武一样，“竞相高于奢丽”。对于这样的骗局，宫廷文人如班固之辈，早就看得很分明了，只是不敢拆穿它。所以，班固的《两都赋》只以夸赞东都崇尚节俭的曲笔，拐弯抹角地讽劝了几句，无关章帝之痛痒。梁鸿这首歌，却令人头痛得很，竟明明白白直揭“帝京”“宫室”之崔嵬、百姓修建之劬劳。这岂不等于说，光武帝、明帝、章帝口诵的“节俭”、“恤民”，都是鬼话？这个在当时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禁区”，章帝们身上最不愿给人发现的“心病”，竟被这首短短的《五噫歌》揭开了。章帝岂能不感到寒心？

“单纯”是《五噫歌》的主要特点，也是它的力量之所在。《五噫歌》所涉及的，是东汉前期政治生活中人人所感觉到了，但又难以说清的课题。而它所抨击的对手，又是一些言行不一、老谋深算的两面性人物。对付这样的社会现象和两面性人物，绕圈子是不行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暗示，也不起作用。最好的办法，恐怕还是单刀直入，用事实说话。《五噫歌》正是如此：全诗未用一句比兴，直叙诗人登上北芒山见到的宫室崔嵬的事实，揭出统治者追求“奢丽”给人民带来“辽辽未央”的“劬劳”。这样单纯的写法，正如鲁迅《秋夜》中所描写的“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的枣树枝，“默默的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有一种教人无法躲避的力量。梁鸿不爱“衣绮缟，傅粉墨”的靡丽，而爱“椎髻”“布衣”的简朴。他的《五噫歌》，也正和他的怪脾气一样，单纯而简朴。

但单纯不等于单调。《五噫歌》简朴、单纯，内涵却很丰实。前三句一句一顿，又紧密相承，是简略的叙述。对所见“帝京”的景物，只用“宫室崔嵬兮”一句勾勒，其余皆为空白。这样的空白，不正可引发读者的丰富联想，在无画处看到那“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的有形之景？后二句结以深沉的慨叹，一无对“民之劬劳”情景的描摹。但读者从那“辽辽未央”的有字之处，不正听到了“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这样一种更为深沉的无声之叹？特别令人惊异的，此歌每句句尾，本已有了感叹词“兮”，诗人偏偏还要加一“噫”字。这在骚体诗中，可谓见所未见之创格。而恰恰是这五个“噫”字，如峰峦之拔起于群山、涛浪之涌腾于众水，将平平的叙唱，化作怫郁直上的啸叹，具有了更加强烈的情感撞击力。令人感到，这短短五句，简直可敌杜牧那洋洋数百余言的《阿房》名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