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作为咏叹人生苦闷的抒情诗组，《拟行路难十八首》在抒述角度上有两个不同的类型：一是作者自己出面直抒胸臆，另一是作者不露面，假借诗中特定人物角色来抒发情感。前两首以思妇身分出现的言情之作，属于后一类型。本篇则属前一类型，着重表现诗人在门阀制度压抑下怀才不遇的愤懑与不平。
诗歌开首两句由泻水于地起兴，以水流方向的不一，来喻指人生穷达的各殊。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比喻，它能够从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中揭示深刻的哲理，耐人咀嚼，叫人感悟。当然，这个比喻可能亦有所本。清人钱振伦为《鲍参军集》作注时，曾引《世说新语》里的一段记载：“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刘尹答曰：‘譬如写(通“泻”)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可见用“泻水置地”打比方，在当时的玄学清谈中早已出现，并非鲍照首创。不过细心剖析一下，刘尹的答话是用水形的规整与否来喻指人性的善恶不齐，而鲍诗则是以水流方向各别来显示人生遭际的殊异，其内涵并不等同。相比之下，刘说更富于学理气息，而鲍喻则更接近生活，更为生动自然，也更适合于诗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看，诗人的独创性仍是无可置疑的。
次二句承接上文：既然人的贵贱穷达就好比水流的东西南北一样，是命运注定、不可勉强的，那又何必烦愁苦怨、长吁短叹不已呢？表面上，这是叫人们放宽心胸，承认现实，其实内里蕴蓄着无限的酸辛与愤慨。这关键就在一个“命”字上。大“命”当头，谁还能强争强求？只能听凭它贵者自贵，贱者自贱。但反过来问一声：“命”就真的那么公正合理吗？为什么人人必须服从它呢？低头认“命”，原是无可奈何的事；把社会生活中一切不正常的现象归之于“命”，这本身就包含着无言的控诉。
再往下，诗思的发展仍然循着原来的路子。认了“命”，就应设法自我宽解，而喝酒正是消愁解闷的好办法。我们的诗人于是斟满美酒，举起杯盏，大口大口地喝将起来，连歌唱《行路难》也暂时中断了，更不用说其余的牢骚和感叹。
那末，矛盾就此解决了？诗还用得着写下去吗？“心非木石岂无感”一句陡然翻转，用反诘语气强调指出：活着的心灵不同于无知的树木、石块，怎么可能没有感慨不平！简简单单七个字，把前面诸种自宽自解、认命听命的说法一笔抹倒，让久久掩抑在心底的悲愤之情如火山般喷射出来，其热度和力度足以令人震颤。我们仿佛看到诗人扔下手中的酒杯，横眉怒目，拍案而起，正要面对不公平的命运大声抗辩。可是，他并未由此再进一步发泄这种感愤，却轻轻一掉，用“吞声踯躅不敢言”一句收结全诗，硬是将已经爆发出来的巨大的悲慨重又吞咽下去。“不敢言”三字蕴藏着无穷的含意，表明诗人所悲、所感、所愤激不平的并非一般小事，而有着重要的社会政治内容；愈是不敢言说，愈见出感愤的深切。经过诗篇结末两句这样一纵一收、一扬一抑，就把诗人内心悲愤难忍、起伏顿宕的情绪，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套用一句老话，谓之“笔力足以扛鼎”。
这首诗在音节上也有它独到的地方。它不像前面第一、第三首诗采用纯七言句，而是用的长短相间的杂言体。杂言似乎不及七言整齐，但有个好处，就是能灵活组织句子，便于选择合适的声腔，以配合文情的传递。本诗头上六句正是巧妙地运用了五七言句式的交错，建构起一短一长、一张一弛的节奏形式，给人以半吐半吞、欲说还休的语感。而到了结尾处，则又改为连用七言长调，有如洪水滔滔汩汩地涌出闸门，形成了情感的高潮。声情并茂，可以说是鲍照乐府歌行的一大特点，它对唐人歌行体诗篇也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细心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