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陶渊明发舒归隐之志的诗歌，往往是畅所欲言，而寄托故国之思的诗歌，则往往是微婉其辞。其中如《述酒》一篇，便隐晦曲折之至。所以，只论陶诗明白如话，其实并不全面。《拟古》九首之第九首，亦是一篇用比兴手法寄托故国之思的作品。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种桑于长江边，为期已是三年，似可望有所收获了。乍一看来，起笔二句所写不过是种桑之一小事，可是此一事象，实托喻着重大政治事件。桑树乃晋朝之象征也。西晋傅咸《桑树赋序》云：“世祖(晋武帝)昔为中垒将军，于直庐种桑一株，迄今三十余年，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即晋惠帝)入朝，以此庐为便坐。”《赋》文并谓：“惟皇晋之基命，爰于斯而发祥。”可见以桑树象征晋朝，是有来历的。江边本非种桑之地，“种桑长江边”，此暗喻晋恭帝为刘裕所立。恭帝于义熙十四年(418)十二月即位，至元熙二年(420)六月被刘裕逼迫禅位，前后正是三年，故诗云“三年望当采”。本来，桑树种植三年，则可望采其叶矣——此言其巳当茂盛；君主在位三年，则可望有成绩矣——此言其已当自强。此在恭帝，虽说是无望之望，然而同情晋朝的人，毕竟望其能够固本自立。结果如何呢？“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枝条刚开始生长起来，却突然遭到山河变迁。曰“始欲茂”，实是未茂。曰“山河改”，则呼应“长江边”，不言而喻，洪水滔滔，江岸崩溃矣。长江边岂种桑之地？昔日种桑是于斯，今日毁桑亦于斯，此正喻说恭帝是为刘裕所立，亦为刘裕所废也。“忽值山河改”一句，触目惊心，虽是比兴，亦是明言矣。元熙二年六月，刘裕逼恭帝禅位，篡晋称宋，改元永初，山河变色矣。“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洪水滔滔，高岸为谷，冲断了树枝，卷走了根株。那洪水滔滔，正如沧海横流。三年之桑，毁于一旦。刘裕逼恭帝禅位，即废之为零陵王。“根株浮沧海”句，喻指此事。次年宋永初二年(421)，刘裕便派人杀害了废帝。从“三年望当采”及“根株浮沧海”之句，可知此诗当作于恭帝被废之后，次年被害之前。恭帝被害之后，陶渊明是以《述酒》一诗，作出反应的。程穆衡《陶诗程传》云：“‘柯叶’、‘枝条’，盖指司马休之之事。休之拒守荆州，而道赐发宣城，楚之据长社。迨刘裕克江陵，奔亡相继，而晋祚始斩。”所言甚是。从“枝条始欲茂”及“柯叶自摧折”看，晋室本来并非未作努力自强，“三年望当采”亦并非毫无来由之望，可是晋室终非刘裕之敌手，同情者之希望，也终于落空。“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此二句，从比兴之表面事象说，是写桑树既毁，春蚕遂无叶可食；蚕丝不成，寒衣亦无资源可制。从所寄托之深层情意言，则是表达天下同情晋朝之人包括诗人自己，当晋亡之后深深的失落悲感，其对于晋朝的依恋之情，亦见于言外。此二句所写晋亡及于人们之影响，托喻春蚕、寒衣之事象，但仍与桑树这一基本象征有密切联系，全诗构思，缜密而自然如此。“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本者，根也。结笔两句，回向桑树，仍是双管齐下。表面意谓当时种桑既在江边，而未植根高原，则今日桑树根株全毁，又如何可以追悔！深层意蕴，则是当时晋室既依赖于刘裕，今日晋之亡于刘裕，亦无可追悔也。诚如黄文焕《陶诗析义》之所言：“事至于不堪悔，而其痛愈深矣！”

渊明此诗当作于晋亡之后不久。如诗所示，在渊明心灵深处，实痛愤刘裕，同情晋朝，对于晋亡，沉痛至深。这就说明，在归隐十六年之后，陶渊明亦决非一忘世之人，他对于世道政治，仍然抱有坚确的是非之判断，鲜明的爱憎之情。就是将他说为一道家，实亦未妥。同时，亦如此诗所示，渊明以一同时之人，能够对晋亡之一段当代历史，表达明晰之认识，提出清醒之教训。尤其“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二句，可以见出其清醒、理智之态度。这，显然又是与他早已弃官归隐，与现实政治之间保持了相当距离所分不开的。可以说，渊明此诗是一幅晋亡之诗史。

渊明此诗艺术造诣很高。诗中采用桑树这一晋朝之象征，喻说晋亡一段历史，比兴已可谓高明、得体。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此诗以比兴结体，桑树作为基本象征，全幅诗篇一以贯之，始终都未脱离这一基本象征。意象毫无支离之感。中国诗歌艺术，以比兴为根本大法。《诗经》之比兴，多局于开篇之起兴，简单之比喻。比兴至于《楚辞》，发展而为自觉之象征，寄托以深意，但亦多为片段，诗幅主体犹是直抒。渊明此诗，以同一象征性意象贯串全幅诗篇，极为完整圆满，而寄托遥深，不著痕迹。可以说，渊明此诗之创造，丰富了中国诗歌比兴寄托之艺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