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漠尔游岱，凄凉余向秦。虽言异生死，同是不归人。昔余仕冠盖，值子避风尘。望气求真隐，伺关待逸民。忽闻泉石友，芝桂不防身。怅然张仲蔚，悲哉郑子真。三山犹有鹤，五柳更应春。遂令从渭水，投吊往江滨。
这首诗中所伤悼的周处士，是梁朝原来的处士周弘让。处士一般指隐居不仕的士人。据《南史》载，周弘让性简素，博学多通，早年隐于句容茅山，频征不出。晚仕侯景，任中书侍郎，为时人所讥。梁元帝承圣年间，任国子祭酒，官至仁威将军。周弘让既仕侯景，又仕梁元帝，本来不能再称处士。但因庾信本为梁武帝旧臣，当时弘让是句容处士，以其原来的身份作称谓，是表示怀旧的意思。王少保即王褒，早年与周弘让友情甚笃，少保是他在北朝的官职。陈朝与北周通好后，王褒曾有诗及书信赠周弘让，弘让也有复信。后弘让死于陈朝，王褒有诗遥致伤悼之意，庾信这一首为和作。
诗一开头就将死者和自己的归宿加以对照：周处士已死，归于冥冥之中，灵魂去了泰山。而自己则凄凉寂寞，流落到了秦地。谓人死为“游岱”，其说起于汉代。汉武帝惑于方士之说，在泰山设宫祀、建神仙道，希望遇仙升天，所以汉诗中称死人往往说“名系泰山录”。首二句说“游岱”与“向秦”虽为一死一生，但境况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这一比较极为沉痛，是诗人全部哀思的触发点。对周弘让来说，是死者一去形不归；对庾信自己来说，是羁留北土，不得还乡。诗人不由得从死者联想到自己：虽是忍辱偷生，但毫无生趣，又与死者何异？写到这里，诗人已分不清究竟是哀悼周处士，还是为自己唱挽歌了。
既是伤悼处士之死，免不了要追忆死者平生与自己的交往。但从庾信本传和其他作品来看，似乎周弘让与庾信早年的关系只是一般相识，这是此诗难着笔处。所以诗人仅着力铺写二人同在梁朝、因仕隐异途而未能接近的遗憾。庾信十五岁即仕于梁朝，而这时周弘让正隐居茅山，一“仕冠盖”，一“避风尘”，自然无由得见。但诗人已久慕处士之名，并期待着与他结交。“望气”二句均用老子典故。《列异传》说“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其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这里借以表现诗人对真隐的敬仰和求交的诚意。周弘让晚仕侯景，有人问其缘故。周答道：“昔道正直，得以礼进退。今乾巛易位，不至将害于人，吾畏死耳。”周因此获讥于当时。庾信称之为“真隐”，自然是不确的。但这里与其说是对周处士隐逸生涯的赞美，倒不如说是怀念梁朝尚能“以礼进退”的时代。所以下面略去周弘让出山后的所有经历，直接跳到周弘让的去世。“忽闻”二句，写诗人忽然听到这位与烟霞泉石为友的隐者去世的消息，不禁哀悼芝草、菌桂不能使之延年。几乎造成了周弘让终生隐居、老死山中的错觉。这样写，既可回避周处士后来已不成其为处士的事实，又将诗人的哀思牢牢地系在周处士隐居的梁朝。这并非为死者讳，而是为了让自己对与故国有关的一切人和物永远保持美好的回忆。
“怅然”四句是对死者的哀挽之词。张仲蔚与郑子真皆为汉时隐士，这里借喻周处士。“三山”指海上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五柳”典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犹有鹤”与“更应春”对偶，谓处士魂已归仙，与三山神鹤为伴，而故居空余五柳，犹自年年逢春。可叹的是，身在异地的故人，连回到江南旧地去发一通物在人亡的感慨都不可能，只有在渭水边上遥对江滨投书祭吊了。结尾二句用贾生过湘水投书吊屈原的典故，又与开头对应，归结到“同是不归人”的伤悼之情。
此诗题为“遥伤周处士”，首尾均从生者和死者处境的类比着眼，句句哀悼处士之死，又处处伤悼自己之不归，因而使追挽故人的沉痛升华为怀念故国的哀思，读来情词凄惋，余悲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