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
世传隋末王通讲学河、汾之间，唐初名臣多出其门下，卒开贞观之治，此说大致可信，但王通讲学著述，复兴儒家精神，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却仍是一位极重要之人物。其思想言论，具见《文中子中说》。《东征歌》，是王通仅存之一首诗歌。诗中发舒以天下为己任之远大抱负，及“道之不行”之深沉悲慨。旧题唐代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记载下此诗之本事，并著录原诗。录如下：“仁寿三年(603)，文中子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验今，恢恢乎运天下于指掌矣。帝大悦，曰：‘得生(即先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将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曰(略)。帝闻而再征之，不至。”(《资治通鉴》卷一七九隋仁寿三年条所载略同。)《东征歌》乃王通有为之作，全篇诗歌亦不同凡响。
“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诗用骚体。隋代五七言诗体盛行，作者独用骚体，以发舒其豪情悲慨，可谓具眼。上句发舒以天下为己任之襟抱，极有气魄。隋代，结束了自汉末以来三百六十余年分裂混乱之局面，一时大治有望，志士仁人，正当有此气魄也。下句道出自河东龙门(今山西河津县)家乡，西游至长安之行。“远游”二字，联系下文“垂翅”、“西飞”之用语，实系以大鹏自喻，可见其豪情。“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上句所道，正是《世家》所记“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太平策》”之事。下句所言，即《世家》所载“帝大悦，曰：‘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之情形。通以一布衣而受文帝重视如此，诗言“降礼”，并不为过。“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古人，指的是大治天下之古圣先贤。上言“我思国家”，犹是出游之前事，此言“遂怀古人之心”，则是既受礼遇之事，意脉实已发展，实现理想有望矣。故下句言将为国家建立太平之基业，如古圣先贤也。当时欢欣鼓舞，已是不言而喻。通出身世宦兼儒学之家，家学渊源甚深，早有“四方之志”，求学读书“不解衣者六年，其精志如此”(《世家》)。《太平策》虽然已佚，但从传世《中说》，仍然可见通对于古今政治、思想、文化，颇有真知灼见。故诗言怀古人之心，兴太平之基，亦非空言。“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乖者，违背也。此二句，言情势发生变化，以致事与愿违。此正是指文帝“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将有萧墙之衅”之种种复杂变化。辞情至此，作一顿挫，遂转入深沉之悲慨。“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道之不行，本孔子语“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龙门位于长安以东，故曰“东归”。上句自言“知谋之不用也”，用孔子语出之，甚贴切，亦体现出对孔子之深深认同。下句以大鹏自比，言东归故乡也。“垂翅”二字，生动状出当时那一份失望心情之沉重。王通当时不过二十出头，自然不免失望。但通决非道之不行即退守无为之人，史载通归，“遂教授于河、汾之间，弟子自远而至者甚众”(《通鉴》卷一七九)，终成讲学、著述之宏业，于后世发生重大影响，便足以证明。“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结笔二句，是对于西游长安此行之深刻反思。上句言文帝之不能断制，不足以有为。所谓“不断”者，即“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者也。通上《太平策》，“帝大悦”而“公卿不悦”，致“谋之不用”，即其不能决断之证。下句言初实不知文帝之不足有为，致徒劳西至长安。“西飞”二字，仍隐然以大鹏自比。据《世家》载，“通作《东征之歌》而归”，“帝闻而再征之，不至。”则“皇之不断”二句，当尤触动文帝。然而通已认清文帝之不足有为矣。据《通鉴》卷一七九载，后隋室虽“累征”，通亦终“不起”也。足见通此行长安，对隋皇室识察之深刻。事实上，隋亦终不可为，不过十五年后，即因政治腐败透顶而告灭亡。结笔二句，反思与愤慨，打成一片，余味不尽。
《中说》载王通之言：“诗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可见通之重视诗歌，及其对诗歌的基本看法。《东征歌》发舒以天下为己任之怀抱，道之不行之悲慨，选择骚体，外而符内，故相得益彰。豪情悲慨，皆从肺腑之中流出，不假雕饰，至为真实，故感染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