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海剑仇》

【本书体例】

鲍宗元，晓平著。42回，23万字。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1月版。

美丽富饶的台湾岛，一直是华夏神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岛上的人民淳朴、善良，祖祖辈辈过着和平的生活。十七世纪中叶，荷兰殖民主义用欺骗和军舰打破了台湾的宁静，台湾人民不甘忍受异族的奴役，奋起反抗，同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

这时在大陆上，朱明王朝在清军八旗铁骑的冲击上，土崩瓦解、岌岌可危。民族英雄郑成功肩负着反清复明的重任，率部抗击清军。郑成功的大将施琅驻守福州，为了响应台湾人民的斗争，也为了创建反清复明的基地，施琅欲意渡海征讨荷兰殖民者，但却遭到郑成功之子郑锦的迫害，被迫投降了清军。由于战略上的失误，郑成功北伐抗清失利，退回福州一线，为了保存实力，躲避清军的锋芒，为了祖国的统一，郑成功跨海东征台湾。他巧渡鹿耳门、扬威示寮寨，困城堡，打援舰，终于在1662年2月1日收复了宝岛台湾。但不久，就被逆子郑锦的倒行逆施活活地气死了。郑锦趁父亡之机，暗中勾结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割据，自立为王，“三藩之乱”后，又串通吴三桂等人，多次向大陆发难。为报家仇国恨，施琅决心消灭郑锦，以平东南海事，他多次向朝廷请兵征讨，却遭朝中奸臣鳌拜暗算，被革职闲置于朝，直至康熙铲除了鳌拜，平定了“三藩之乱”后，才重新得以起用，委以重任。

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后，不负众望，出奇兵，大破刘国轩，制妙计，离间敌军心，为了使两岸同胞免受战火的荼炭，施琅没有急于进军，他以社稷为重，摒弃了个人的恩怨，耐心说服了郑军将士，终于使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时代感不强是当今武侠小说容易犯的毛病。宋代的人物，明代的风俗，或者小说的人物、情节干脆就没有历史背景，这种任凭读者想象、猜测的现象屡见不鲜。“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抛弃时代，在苍白的背景下，小说主题思想的现实意义无从谈起，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也自然要打折扣。所以，时代背景之于小说，犹如戏剧表演的布景是必不可少的，它对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化，情节场景的渲染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雾海剑仇》的作者非常着重小说时代背景的刻画。小说描写的是明末清初爱国英雄郑成功及其部将施琅，为使台湾回归祖国，同荷兰殖民者，民族败类郑锦所进行的殊死斗争。在作品中，许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如：荷兰人强占台湾岛，郑成功征北，康熙平定三藩，铲除鳌拜等都有详尽的描写。近百年的时间跨度，纵横万里的空间距离，使小说具有了一种“史诗”的气概。而在仅仅二十三万字的篇幅中要把握的众多纷繁的背景事件和故事主线之间的关系，安排的历史事件中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做到既不喧宾夺主，又要合理合情，作者是如何处理作品结构中这一复杂又棘手的问题的呢?小说就是最好的条案。

“欲扬先抑”——在故事正题展开，或主要人物登场之前，先进行必要的铺垫是《雾海剑仇》在结构安排上的一大特点。

小说以女蜗补天，遗石东海的神话开头，笔姿摇曳、扬扬洒洒，使台湾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等不胜美景尽收眼底。至此，作者笔锋一转，叙述了荷兰殖民者入侵，抢占台湾的经历，通过前后两者历史的对比，使读者的情绪由平缓转向激愤，自然地“纳入”作者的情绪“轨道”。小说主人公施琅的出场，使用的也是这种手法。作者并不急于让他出场，先写宝岛的历史，再写台湾人民抗击荷兰殖民者的斗争，故事情节层层递进，步步深入。詹祖先牺牲，台湾起义的失利，把施琅在第九回次的出场推向了高潮，施琅立刻成为注意力集中的焦点，小说中主人公的地位不言自明。这正是铺垫、衬托的效果，也是作者想达到的目的。

小说反映的时代背景是明末清初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与许多武侠小说不同，《雾海剑仇》并没有将“反清复明”做为作品的主题，小说更摆脱了宗派比武，凶杀复仇等旧有武侠小说模式的局限，把民族团结，爱国统一做为小说的主题思想。的确，满族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也是我们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一味强调中原文化的“正统性”，汉族的唯我独尊，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

小说的结构、故事情节也要为这一主题服务。郑成功解放台湾，客观上使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他的主观目的，还是想将台湾做为“反清复明”的基地。所以，作者并没有选择他作《雾海剑仇》的主人公，郑成功解放台湾，扫北抗清等历史事件虽然在小说中有较详尽的描写，但远不及对施琅的刻画。相反，为深入小说的主题，作者对郑成功、施琅当初的“死敌”——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倒极加赞誉。小说紧锣密鼓，或陈仓暗渡，或移花接木，续密无隙，浑然一体，结构都围绕如何深化主题安排、调遣。每一事件、每一情节都有妙用，实在是多一处嫌繁，少一处嫌简。

柳溪在小说的前言中写道：“他们(鲍宗元、晓平)搜集材料多年，写作三载，又多次披阅增删”。作者创作的艰辛，认真从中不难看出，而这部小说就是对艰苦劳动最好的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