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地方》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刍狗作。十四章，前七章刊于《小说月报》1910年第六期，后七章刊于《小说月报》1911年第一期上。

小说叙述魏自治家乡围绕“地方自治”发生的一些故事。魏自治原靠东抄西袭，混到一名举人。后请人在制台前关说，未经考选，被批准为留日学生。到东洋去了六个月，回到地方后，自称为东洋留学法政科毕业。于是一般志士便加附和，官民大小事，都请教于他。其中卜自利与他甚为投契。自利是末代秀才，曾从外国人学俄文，想通过做随员的亲戚，随钦差出洋留学以取得资格，结果计划未成，因而便攀附自治。自利妻自爱，很有识见。

一日，他们正在寒喧，县官来信，约请魏自治到署商量清查户口财产、开办公所、选举议员等地方自治事，自治拉了自利协助办理，自利的哥哥自强便去告知妹夫真自尊。自尊是二十年前举人，八股老手，见魏自治等少年受重视，故常生妒意。此次闻自强语，便大骂县官瞎了眼睛，并与自强同到其得意门生当地首富甄自在家去商议对策。自治将筹款办法与设立自治公所的计划禀告县官后，县官遂下谕单，命自治为自治公所总办，自利为帮办兼会计员，其他甄自在、贾自由、霍子来兄弟及真自尊等均充调查员。自治等穿戴礼服去县官处叩谢，并呈上筹示禀告，拟提用 “积谷”、“宾兴”及筹备警察费、兴办两等小学经费等，并要开办房捐，提高盐价，加收钱粮。自尊等弄清调查员为最低职务，自治、自利有名有利，甚为气愤，便联合自在与自强等上禀，谓中国不可行地方自治; 自治、自利等年轻不能胜任自治工作; 地方自治章程上亦无总办帮办名目等，并辞去调查员职务。县官接禀陈后与幕友商议。贾自由从幕友处得知自在等十九人上禀反对地方自治，自己名字也被列其中，遂至自在处大闹，要控告其“冒名递呈”。自在请霍子来兄弟说情，送二百元开发其局帐才息下风波。自在由此不愿参与地方自治事。自尊知此事，亦感抱愧。后闻自治的筹款计划，又令自强及其子士器具名上禀告，反对动用灾荒时备用的 “积谷”款及供会试作川资用的 “宾兴”款。接到禀告后，县官与自治商妥： 自治公所办事人员名目不变，经费只用“积谷”、“宾兴”之款，房捐、钱粮不能轻抽轻加，食盐加价事等议员会商，公所设在城隍庙内。立即开办两所小学，让自尊作总堂董，派士器等人做教习; 开办警察局，由自强任教练，于是矛盾缓和，自治公所开始工作。

此时朝廷下令要考优拔、举贡，自尊、自治等遂忙于考试。结果只有自利高中优贡，便到上海游玩多日，回家后又筹费用进京朝考，准备作外官弄钱，自爱很不以为然。一日夜间，发生了强盗抢劫永和钱庄事，自强逃跑跌伤，却冒功得赏。因大米涨价，自在偷运出境，结果被抢，告官不予理睬。不久，自治等进行议员选举，五千元财产以上为甲级，选出自治、自尊等十人为议员; 五千元以下为乙级，选出自由、士器等十人。后自治被选为议长，自尊得总学董，子来为副议长等。自此地方自治再没有做什么事。后自利分发浙江做官，携带了在上海所娶妓女，自爱往寻，受到冷遇，遂入教堂居住。自尊续娶妻志常，与自在有暖昧关系，他们的风流诗被发现，自尊气死，志常亦自缢而死。

《自治地方》是一部讽刺揭露性的小说。它首先揭露了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与一般绅士投机取巧、自我吹嘘、拉帮结派与攫取名利等种种劣行。如被县里依为办理地方自治负责人的魏自治，本是一个末代举人，因善观风向，懂得钻营，到东洋混了六个月，回来便自封为法政科毕业的留学生。一下成了地方上的红人。他任地方自治兴办的头目后，立即用好友卜自利为得力助手，排斥反对他的“对手”真自尊一派。他出任总办，要县里任自利为帮办，“兼做”会计。上任伊始，首先想到筹款，给予包括自己在内的办事人员以 “薪水伙食”、“跟人轿马”等做官的一套。后来在选举时四出拉票，使自己做了议长。名利既得后，他的自治公所便再也没有干过什么事。他的对立面真自尊，中举二十多年，又是八股能手，故见年轻人略懂西学便受重用大加妒忌。闻知县官委自治为总办而自己只派了个调查员，便大骂县官“眼瞎”，联络了妻弟卜自强等(并冒他人之名) 递呈反对，并辞去调查员之职。但后来县官委他为小学总堂董，他又十分高兴。除投机善变与愚顽守旧的两类人物外，作品也写了其他绅士，如曾任哨官受到冷遇的卜自强，依附真自尊为一党; 其弟末代秀才卜自利，因设法出洋未成攀附魏自治为同道; 地方首富甄自在，因与老师、师母来往密切而入了自尊一党; 还有因别人冒名递呈敲诈二百两银子的贾自由等，这些人在办理地方自治过程中各现原形，夤缘攀附，蒙混欺骗，结党谋私，借机敲诈，应有尽有。所有这些讽刺、鞭挞，构成作品的主要内容。

小说的批判矛头，还及于清廷封建统治者与一般官府，真实地反映出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为抵制革命、愚弄人民的真相。故作品虽标为 “地方自治小说”，却具有“纠弹时政”的思想倾向，具有更为深广的内容。如作品在交代“地方自治” 由来时曾指出： 县官是“为上宪催办自治”，因而约请魏自治到署议事的。后又通过书中人物贾自由之口强调说，地方自治不可不办，因为现在是“朝廷要办地方自治”的，“这地方自治是奉旨开办”，故不办即是违旨等等。这就说明所谓地方自治，既不出于民意，也非一般绅士所提倡，而是出于朝廷旨意，是清廷一手导演的闹剧。这样的描写，按之历史基本相合。自戊戌后，慈禧见人心不平，便以 “实行新政”、“预备立宪”欺骗人民。后来民主革命日趋高涨，各省立宪派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呼吁尽快立宪。在这样的形势下，清廷表示准备立宪。除1906年已宣布“准备仿行立宪”外，又于1908年宣布九年完成立宪的准备，后改为三年内完成。于此同时，推行“地方自治”，作为“新政” 内容之一，亦算立宪的准备。所谓“地方自治”，实质上是添设一个由绅士地主把持，官绅结合，增加对人民勒索的新权力机构。有些官绅在办理过程中，借机“将义仓积谷，尽行出售”，有些“借调查户口为名，按户敛钱”，有些则勒收庙捐、房捐、人口捐等。作品还通过人物之口指出：“现在还是官的世界，就让自治公所议十回，议二十回，也都白议。”故小说写“奉旨”办“地方自治”，有力地揭露了清廷以行“新政”欺骗人民的用心;作品具体描写魏自在拟用 “积谷”等款项与提高盐价、增加钱粮、开办房捐等作为费用的情节，也真实反映了 “地方自治”扰民害民的现实情景。

小说对地方官吏推行“地方自治”时不讲实效、徒具形式等弊端的描写，也给予尖锐的讽刺与嘲笑。由于上级官吏与朝廷以办“地方自治”为装饰门楣、点缀“新政”的手段，故地方官吏也搞些形式以敷衍上官，欺蒙百姓。作品生动地写出了这些可憎可笑的情形。如 “自治地方”的县官，对地方自治条例毫无所知，不但把末代举人仅知西学皮毛的魏自治奉为上宾，将地方自治所有工作一律委托给他; 而且全按他的提议，委派自治、自利为总办，帮办，而这些官衔为章程所无，连志常与自爱两个家庭妇女看报后也十分明白的。为了筹备经费，便削减办学与办警察局的费用，于是幕友建议，办学堂只要“寻几处蒙馆，分贴他们，叫他们各做一块学堂横扁，悬在门外。买一块黑漆板，挂在馆中，再买几支粉笔，一个铜铃，岂不是所费有限，早已办成几个学堂!”县官也认为办警察，“只要买几盏路灯，挂在街上，做几件警察局号衣，发给本县护勇就成功了。”至于自治办公室，最后定在城隍庙，在门口 “挂了自治公所的牌子”，便算建立。“自从议长、总董等举定以后，死的死，走的走，得钱的安享，没事的没事，并没议什么，也没办什么。”地方自治的一桩公案得以了结，一场闹剧完全收场。小说以上有关描写，不免夸张，但仍具很强的艺术真实性。

小说虽以写“地方自治”为主要内容，但也涉及当日社会的一些矛盾斗争，从而加强了作品现实性。如第十一节所写抢劫钱庄和抢米事件，便是突出的例子。抢劫钱庄事件为什么会产生?作品所作分析，很值得注意，它指出：“那时各地方抢案很多，全为食米出洋太多，春雨又连月不住，米价大涨，各物皆贵。便有不少匪类，引诱穷人四出抢劫。”作者虽把带头抢劫的人统称为“匪类”，然而他指出抢劫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商人、富户运走大米，年成歉收，人民无以果腹，这是切中时弊的。故这一情节虽游离整个故事之外，而从反映社会现状说，却极为真实。由于作者如此认识抢劫事，故他接着描写了抢米事件： 地方首富甄自在，丝毫不考虑当地人民买不到米，拒绝以平价供应地方百姓，而用十只大船将囤聚的米“直运扬州镇江等地”，故饥民抢了四只。后来召开大会，自治请县里出通告： 过了十五，不准运米出境，而他利欲薰心，仍然于十六日偷运十船，结果全部被抢。这一情节，深刻揭露了自在等为富不仁、见利忘义的丑恶灵魂，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状。如湖南在1907年后，水灾严重，长沙米价由每升三十文涨到八十文，因而发生多起抢米事件。群众甚至与前来镇压的官兵进行搏斗，烧毁了巡抚衙门。故小说插叙的这一事件，反映当时的社会矛盾，表现出民众的反抗斗争精神。

作品的揭露，还涉及科举制度。在叙述地方自治故事过程中，它夹写了朝廷考优拔、举贡一事。这一节与史实显然有出入，但揭示了科举制最后的余虐，仍不无意义。当考试消息传来时，作品具体描写了老举人虽年届六十，仍找出考篮，“预备一决胜负”。那些年轻的举人，秀才，“自然个个温闱墨，写卷格，都向上进”。至于“地方自治、两等学堂，自然全行搁起，没人问事”。寥寥数语，已生动表现出士大夫追逐功名嗜痂如癖的情景，可见辛亥前夕封建文人热中科名之心仍然“死而未僵”。作品还具体描写了自利考中优贡将赴朝考时，一心“以赚钱为上”，打算做外官，分发到杭州，只带着在上海私娶的妓女，妻子自爱寻来，遭到冷遇的过程，表明科名对士大夫道德堕落的影响。

《自治地方》在思想上以揭露批判为主，故在艺术方面也以讽刺见长。表现在人物描写与语言上。如作者讽刺自强冒功，先通过书中人物之口交代： 强盗作案时，他正在永和钱庄赌钱，听见枪声，连忙从窗口跳到隔壁院子里，故跌肿了脸，又躲到院子主人老太婆床后，强盗走了才敢出头。后又描写，他听说警察已捉到一个强盗，马上“盘起辫子，穿了一件短袄，高高卷起裤筒，袜也不穿，鞋也不着，手提一把大雨伞”，跟着警察跑到乡下走了一圈。于是人们都知道自强“带了人追赶强盗，走了五十里，捉了一个回来”，“浑身上下拖泥带水”，因此立了功，获得奖赏。这段讽刺性描写，通过他闻声逃跑与改装追赶强盗的矛盾，生动地嘲笑了他的卑劣无耻。又如作品揭露县官办警察的徒具形式，用揶揄口吻描写说： “警察局都早由县官开办，局子即是衙门，巡士无非民壮。只在省中禀请大宪派了一个巡官前来，又请了自强教练。如果你到那边街上立待一日半日，总能看见一个两个或是三五游行的白衣红字的人，那即是那边崭新的巡警。” 由于运用了幽默的语言，也收到讽刺的艺术效果。

此外，小说在形式上有所创新，值得一提。它不仅变“章回”为“节”，去掉回目; 而且改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为对话形式，由 “友”发问，“小可” 回答，通过第一人称的形式叙述了故事。虽然在新形式运用上还不成熟，但不失为一种尝试。这种对话形式的小说，为传统小说所无，即在晚清也很少见到。

小说的作者，具有不少旧的观念，影响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如作品虽揭露了 “自治地方” 的黑暗腐朽，而对其他地方的 “自治” 则有所肯定，作品中的“小可”曾说：“别人家办的地方早已花团锦簇，如火如荼。”这样的描述，自然要影响对当时清廷推行“地方自治”作本质的批判。另外，作品写了两个女人的悲剧，志常因不满丈夫年老而与自在相爱，作者写事情被发现自尊气死，她也以一死表示悔过; 自爱丈夫另结新欢，对妻子负情薄义，作者让她默然忍受以身入空门了结。虽然对这两个悲剧作者甚为感慨，但也反映出他头脑中某些陈旧的道德观，残留着 “从一而终”、“嫁鸡随鸡”等封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