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石园演义》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作者署“顽叟订定，笑翁撰述”，其生平始末未详。小说于光绪戊戌 (1898)年秋连载于广州东华日报，次年己亥秋成书出版，计七回，续集未见。

小说据赵之谦 (撝叔) 所编的《仰视千七百廿九鹤斋丛书》中七弦河上钓叟《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一书所叙史实演义而成。这里所说的 “入城始末”，指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舰只用武力攻占广州城，并俘虏广州总督叶名琛至印度孟喀岛这一耻辱的历史事件。书前浓影小郎《本馆自序》中记述了作者笑翁的一段话： “此事为吾粤一大艰厄，中国权力之失，实起点于此。”看来，作者在广州城被英法侵略军攻破近四十年之后，著此《演义》，为的是探讨“中国权力之失”这一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存亡的大问题。小说虽短短七回，却是近代文学史上正面描述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南大门最早的“国耻小说”。在上述《入城始末》之前，已有永嘉张志瑛氏所撰的《入城始末》(参见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 下册的说元室主《咸丰丁巳英人广州入城始末记》)。笑翁与《入城始末》的作者一样，其爱国情绪与思考，发生在近代著名的康梁戊戌变法那人心思变的时代。虽然他们的思考和变革的实践没有获得成功，但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激起了人们更急切地寻求变革的道路。《羊石园演义》 (下称《演义》)，借前人思考的成果用小说形式形象地回顾了广州在近代史上使国家和民族蒙受耻辱的历史事变，企图探索历来以老大自居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军事进攻面前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

《演义》的叙事线索大体遵循《入城始末》所记述的史实发展过程，除对原有史料充实加工成为具有通俗的故事外，还将有关的人物和地名等名称以草木之名。凡对这段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是会明白其所指的。如羊石园即广州，莺粟国指英国，佛手国指法国，花王即清朝皇帝，大冬叶即叫名琛，薯莨头即徐广缙等。如果将《入城始末》与 《演义》对照来读，小说中人物几乎一一可得到落实。小说叙写莺粟国攻占广州城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略叙羊城有关古五羊石的传说后，接写旗艾 (即耆英) 屈辱求和与薯莨头正义抗争的不同结果(道光丁未至咸丰癸亥即1847—1852)。第二阶段即此后大约五年时间里在叶名琛任广州总督的前期。当时广州府辖内的东莞、佛山、信宜、容县等地“贼”“盗”蜂起，内乱外患交困，叶名琛穷于应付。作为总督，不但要派得力将领枕棣葳(即沈棣威) 等去肇庆和雷州一带镇压，而英军亦借各种借口挑衅甚至直接攻城。往往在英军舰武装挑衅之时，“贼军”或民勇 (为东莞或佛山南海诸部) 奋然配合官军抵御或阻击外敌。第三阶段是此后两年多时间里，叶总督坐镇广州，直至城破之后。大概是遵照朝廷旨意，总督分出重兵北上与太平天国起义军正面作战 (于此，《演义》并未写出)，又分兵镇压内地红兵 “贼军” 暴乱，督府已无正规官军守城了。英军舰只经不断挑衅之后，仅几百人的兵力在炮火的配合下，终于破城直入，总督被俘，直至客死异国。如果说林则徐坚定地抗英禁烟而受朝廷贬斥边塞反为后世敬仰，那么叶名琛以其忠于职守被俘殉国并未为当世和后人所理解。正如七弦河上钓叟为《入城始末》作序时说： “后生受其害而不知其由”，这也是引起作者著此小说的重要原因。事实是当时城破之际，官府大量档案材料已被英军抢去，叶名琛便独自成为失败的替罪羊。当然，《演义》的作者笑翁对“其由”仍然所知尚阙底里，故对主要人物叶名琛的描述不得不偏于个人责任方面。

从作者的立意来说，是因为“爱国情浓”，“满腔孤愤谁诉”?只好“离骚漫谱”，“点点酸辛泪”(书前词《壶中天》)，借历史演义回顾国耻，激励国民图强光复的意识。这也是近代史上新旧世纪交替时期“小说革命”之时，许多小说作者奋起创作之初衷。首先，作者爱憎分明，热情地褒扬那种奋起抵御外敌，勇于捍卫国家主权尊严的斗争精神。如第二回：“薯莨头将巡虎门，先与大冬叶约道，我这此行，吉凶顺逆未可预料。若议不决，请以炮碎敌船，誓与俱烬，不负那花王所托。某不愿生还了。语毕，因把总关防捧将出来，双手递与大冬叶接管。”不但徐广缙义正辞严与敌人抗争，连同那随从官也是铁骨铮铮的汉子。第三回开头：“却说薯公说到此时，声色俱厉。有柏子仁、君达菜(指督粮道柏贵、 中军副将崑寿) 两个东西， 在舱外闻耗，忙站起来， 走进内舱一瞧， 则个莺粟船中，有等依草附木之辈，即跑起，忙把柏、君二人拦住。君达菜此时怒从心上起，性向火中生，把个依草附木等辈，发起雷霆怒气，轻轻向他一吼。这依草附木等辈，站不住脚，退后便走。……”这些都是《演义》 中读来使人振奋的畅达文字。其次，作者以 “演义能补正史所不逮”为己任，用讽刺的笔调写出那些误国失志，甚至屈膝投降的 “臣蠹神奸”式人物的灵魂来，形成鲜明的对照(语引自浓影小郎《本馆自序》)。即使同一人物伯子仁，后来当巡抚，英军掳去叶名琛，他便投降英军。他与那些将军官、都统等“会奏花王，劾总管大冬叶任性妄为、沮兵不发等罪状”，后来又“多备轿马上山”迎接英军，为其下山 “鼓乐前导”(第七回)。作者写柏贵从开头抗争到最后的投降，何其鲜明活脱! 至于写侯补道菜仁 (即蔡振武) 甘心为敌卖命时受到郁李仁 (即李福泰) 和花生 (南海知县华廷杰) 的抵制这一段描写亦大快人心：

十二月初七日，敌兵头目与专办议和侯补道菜仁会议，巡视园内外地方，择各要隘驻兵镇守。菜仁即饬楠檬院(指南海县)官花生、番薯院 (即番禺县) 官郁李仁为前导，带引各头目游览踏勘，花公、李公二人不以为然，见于形色。菜仁大震怒。李公言： “身为地方官宰，导引敌兵驻营，将何以见百姓!” 菜仁道： “事势至此，尚不舍得这头巾气，恐名入清史耶?”花公忿甚道：“名入清史，公且不能!”菜仁恨刺骨，花公几搆大祸。幸跳脱而免。……

尤其是叶名琛在左都统署被捕一节，作者情不自禁站出来发议论：“你道敌人既劫那都统去，缘何又复入寻大冬叶呢?看官，这里便有的奇怪了。”在这里，作者简直是愤怒谴责甘于为敌 “作前导”式的投降者们了。

在《演义》 中作者着力描写的人物主要是叶名琛。看起来，全书的前中后各时期作的叙写感情色彩似乎褒贬不一。在前期，先在第一回暴露旗艾向莺粟国屈辱议和，“凡莺粟国所要求皆满口答应，尽数许诺”。后在第三回借指佞草给花王的奏章中抨击投降派的同时，称赞“薯莨头晓畅兵机，大冬叶素具韬略”。作者于此褒扬叶名琛的“韬略”，与最后贬斥他于城破被俘的“呆相”一样，同样出自 “爱国情浓”。尽管前后褒贬不一，出发点却是一致的。

历史地看问题，总督叶名琛代表清政府在广州负责全权处理军事、外交诸方面的权责，也是清政府在广州地方官僚集团最高代表之一。这里有两种情况。如果应该守住而失守，这当然是要归于指挥者责任。但由于敌强我弱而又尽忠于职守，这就要作具体的历史分析了。然而《演义》中叙写其守城失败，过于归其个人责任方面。“原来大冬叶的性子，本甚木疆，且吏事亦恳勤的。惟是见着前些时有些子功劳，他就信芸芸之众骁悍可恃，动辄自高自傲，不理得外人甚么利害。”又说他笃信乩仙之术，“故此敌人有什么照会，他只一味弄著那个款子，轻轻略书数字，答应他便了” (第四回)。此后即写他临事镇定外，几乎未写到他的政治、军事各方面的韬略。即使平定各地所谓“奸民”的内乱，亦限于其部属。如布政使沈棣威带兵镇压肇庆、罗定一带“会匪”，水师千总凉粉枝 (即梁定国)截获“划船(指挂外国旗的本国船艇) 鸦片烟土”等。重要的历史事变及其代表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客观环境密切相关的。叶名琛在英军攻占广州这一历史事件中的功过，决非仅由其个人的“自高自傲”或“恃功”诸个人品格等所解释得了的。正如是，《演义》的第二时期叙述各地“奸民”受到镇压作乱时，始终无法描画叶名琛这位忠于职守的清季重臣的真实形象。

实际上，由于作者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不可能在《演义》中反映叶名琛的阶级本质，即他只能脱离人民、镇压人民，而决不能动员团结人民来共同抵御外敌等等，因此历史注定叶名琛必定要走向这样的悲剧，也是中国人民在清王朝统治下必定要经历一段长期的悲剧历史。可贵的是，《演义》中除了在一定程度上谴责屈辱求和甚至出卖民族利益的败类行径的同时，对于忠于职守而客死异国的叶名琛和随行武官蓝靛(即蓝瑸)寄以委婉的同情。末了，叶名琛在印度的荒岛上确知自己无法与英国王朝交涉的囚禁境地，又见蓝瑸“愁愁忆忆”地“一命归休去了”，自已也就无故“病势稍重”，于咸丰九年三月初七晚，“至酉牌，果然雷雨疾作，闪电射户，冬叶乃绝”。后来英舰送冬叶柩船至“羊石园对河金花庙”，“属臣花生启棺改敛，……后以重资延洋近至，始得其法。迨剖棺启视，刚见那尸倒覆于棺，扶他出来，皮肉未脱，面目一似生的无异，见者大骇”。作者认为叶名琛失城之罪，无面目见国人，故写作他“尸倒覆于棺”。但小说写他临危不惧，镇定自若，至死不渝，故写他死后面目 “一似生的无异”。从而寄托了深切的同情。

《演义》在语言风格上带有浓郁的广州方言的通俗色彩。从草木之名到羊城地方诸如神话传说或轶闻，如君达菜、凉粉、薯莨、旗艾、大碌木等，都是广州本土的人们十分熟悉的品物名称。至于五羊石的传说，赵佗称南越王，珠玑巷的南迁，苏轼所书的六榕寺匾额，乃至岭南称水上船家为蛋家狗一类带侮辱性的说法等等，大概是作者有意“仿二十四史演义之例撰为演说，以便阅者”而为之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