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迷帚》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壮者 (李伯元?) 著。二十四回。原载1905年《绣像小说》第43至第52期，每回前有一幅绣像。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1960年5月中华书局版《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阿英编) 收入。



小说第一回《挈领提纲全书大旨，开宗明义箴世名言》，对全书主旨作了总的说明。它起句就说： “看官! 须知阻碍中国进化的大害，莫若迷信。”本来“黄种智慧不下白种”，但到今日却 “相形见绌”了。这是“因数千年人心风俗习惯而成”，特别是历代帝王假借神权以 “检束民智”、陷官民于迷信愚昧的结果。作者痛感于“自宫廷以至外臣，自士夫以至民庶，一倡百和，举国若狂，日醉心于祈禳祷祝，其遗传之恶根性，牢不可破。虽今日地球大通，科学发达，而亿万黄人，依然灵魂薄弱，罗网重重，造魔自迷，作茧自缚，虽学士大夫，往往与愚夫愚妇同一见识。” 他将中国和西方作了如下的对比：



中国之民智闭塞，人心腐败，一事不能做，寸步不能行，荆天棘地，生气索然，几不能存立于天演物竞之新世界。视西人之脚踏实地，凭实验不凭虚境，举一切神鬼妖狐之见，摧陷廓清，天可测，海可航，山可凿，道可通，万物可格，百事可为，卒能强种保国者，殆判霄壤。



这个比较难免片面和绝对化。但作者急切改变现状，希望中国摆脱愚昧落后、能够跻身于世界强国的心情和愿望，还是灼然可感的。作者从比较中深切感到：“欲救中国，必自改革习俗入手。”而改革习俗，首先就要反对封建迷信。作者热切希望，中国“合四万万同胞，人人鼓勇直前，从实理阐起，实事做起，”“举层层关键，一拳打破，重重藩篱，同时冲决，”让扫除迷信之巨帚，将神州大地上的一切愚昧、无知、落后统统扫光!

小说的主人公卞资生，是江苏吴江县的布衣，他“学兼新旧，其胸襟磊落，思想高尚，真有空前绝后之慨。生平专讲实践，最恨鬼神、仙怪、星相、卜筮诸说，谓此实陷害人群进化的蟊贼。”他和“把这因果祈禳之说，看作圣经贤传，身心性命之事”的表弟同游各地，对所见所闻种种迷信事实，逐件加以剖析，从反复的论辩与验证中，充分揭露了迷信的危害和虚伪，从而教育了这个起先是“八股之外，绝无事业”，“顽固不通，充数儿的秀才”。后来杨心斋以从他这儿获的“所得”，去“薰陶”从前与怀“宗旨性情”相投的旧朋好友，使他们“渐渐移步换形”，取得了 “合同而化” 的效果。这实质上是对卞资生描写的廷伸，也是作品关于科学征服迷信题旨的外化。

这一点，卞资生说得更直接：“小弟愚见，原思双管齐下，一边将迷信关头重重勘破，一边大兴学堂，归重德育，使人格日益高贵。”大声疾呼扫除封建迷信，是当时西方科学文化思想输入中国后产生的一种社会效应，小说所体现出来的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思想，无疑具有明显的启蒙作用。

而正是这种过重启蒙的特点，使作者未能在人物的绘形写神上下功夫，故书中人物，包括主人公，几乎都成了演绎作者观念的符号，乃至有些人物干脆就用 “甲”、“乙”、“丙”的代号名之。同时，小说也不精心结撰生动诱人的故事情节，不讲究故事的起承转合及其内在的因果关系，而是以卞资生和杨心斋的辩论，以及壮抱等几个同道在一块交流见闻观感，来贯穿全书，他们分别摆出一桩桩充斥于社会的迷信习俗，又一件件地加以评判、剥示、慨叹和否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阿英说： “《扫迷帚》是以朴质清丽的笔姿，缜密的理论，不可变易的事实，扫荡着一切的迷信风俗，可说是晚清的一部最优秀最有着影响的启蒙运动的书，但不能说是一部优秀的小说。”(《晚清小说史》)从思想内容看，它很有价值;但从小说艺术的角度，主要是从小说对人物和情节的要求看，它几乎不能称为小说。

作者所关注的，不在人物和情节，而在那些迷信的现象和事件，他所操纵的笔就是扫迷帚，这帚主要扫向苏州，旁及各省的迷信风俗。例如它重点扫到的“盂兰盆会”。

“盂兰盆”本梵文音译，“救倒悬”的意思。“盂兰盆会”是每逢夏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为追荐祖先而举行的一种仪式，中国从梁代开始仿行，后世除设斋供僧外，还加入拜忏、放焰口等活动。作品写到，每当这天，“日则扎就灯彩鬼像，沿街跳舞，夜则延请僧道，拜忏唪经，搭台施食。各处大同小异，而以苏州为最著。”而苏州出会这天，“万头攒动，空巷出观”，只见：



前导有金鼓、有灯牌、有十景旗伞、有茶担、玉器担、香亭、锣鼓、十番棚等项。次则扮出各种鬼相，如大头鬼、小头鬼、摸壁鬼、无常鬼、两面鬼、独脚鬼、长子鬼、矮子鬼、胖子鬼、瘦子鬼、胀死鬼、饿死鬼，以及刻薄鬼、势利鬼、强横鬼、懦弱鬼、说谎鬼、骄傲鬼、色鬼、酒鬼、胁肩谄笑鬼、招摇撞骗鬼。末后有焦面大王鬼，摆来踱去，全是官样，是鬼是官，令人莫辨。又有小孩数十，身穿号衣，手持各样军器，装作鬼兵。另有一童，翎顶翘然，骑马按辔，装作鬼将，押解鬼饷，冥镪纸帛，高积如山。更有一巨鬼，匍匐作求乞，演出借债鬼的模样。以上诸鬼，却都兴高采烈，鬼混鬼闹，鬼笑鬼跳，一路人看鬼，鬼看人，应接不暇。(第四回)



真是群魔乱舞，鬼气冲天，使人感到艰于视听的窒息。

此外，小说在写苏州的 “社戏”、“赛会”以及杭州的 “香市”时，都很详细而颇具特点，堪称明晰生动的工笔风俗画。

民俗描写是构成小说文化内涵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是《金瓶梅》、《红楼梦》以及鲁迅小说富有浓郁民族特色和巨大魅力的原因之一。《扫迷帚》也写民俗，其比重远远超过了上举小说，但它不是为了渲染人物活动的文化氛围，更不象鲁迅那样怀着一种深情，寄托着一种乡思，而是以深深的憎恶和感叹去揭露这些民俗中所掩藏着的迷信与愚昧，因此，作品除了描写许多民俗的落后与可笑、可叹外，还愤慨地列举了许多借迷信活动以售奸骗钱的事：

有的瞎子算命妄断祸福，咬定别人尚还康健的父母 “决已不在”; (第四回)

有的和尚以拜佛修仙为名，引诱妇女入寺，做出 “种种暧昧之事”; (第五回)

有的 “斋男斋女，赤体对坐”，“甚至脐腹相摩相荡，若能行所无事者，则谓道行已高，”将来 “必升大罗仙班”; (第十二回)

有的仅是十六七岁少女，却自称“仙姑”，以符咒为人治病，骗取钱财无数;(第十三回)

有的道士以粪汁代药，致令贫户 “立时气绝”; (第十四回)

至于溺鬼讨替、妖言惑众、念经打醮、求签请丹、病危冲喜、接眚净宅、风水求吉、立庙修寺、卜筮祷神，等等，小说更是不遗余力地几乎描写殆尽。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本应着力于文化教育、开启民智的学政大人，竟昏愦到相信仆从关于神化青蛙的胡说，“率眷属多人，衣冠叩拜，并备牲酒祭献”，用彩舆将一青蛙送至庙中。资生为之感叹： 昔云之 “道高一丈，魔高十丈” 当易之为 “官高一级，愚高十级” 了。(第九回)

小说还对表现蒙昧无知的俚谚及一般习俗进行了精细的辨析，如指出 “二八勿打灶”并非说二月八日不能打灶，而是说“篱笆” 附近不能打灶，“二八”乃 “篱笆”之误; 而“母家过一冬，夫家死一公”，则是重男轻女观念的表现;“他如耳朵热，则谓有人说他。眼睛跳，则谓是非将到。鼻打嚏，则谓报信不爽。得梦兆则妄测吉凶，睹物象则妄分休咎，以及日月之为兄妹，雷电之有公母，鸭之脑有秦桧之灵，鸺鹠之鸟是冥王之婿，见寸星之蛇而谓吾祖，见灯火之花而曰有喜，此皆无理之尤者。” (第五回)

民俗，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是人们心态的一种折射，对一代又一代的人来说，它是集体潜意识接受的，因而具有历史的延续性，而社会变革的深刻与否，民俗的变化往往成为一个标示的尺度。今天，当有些地方又泛起迷信的浊浪，“建庙热”超过“建校热”，不少青年人热衷看手相、扑克算命、电子测吉凶的时候，《扫迷帚》是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的。

“这部小说最好的部分，不是各地迷信事件的报告，而是苏州迷信风俗的叙述。” “这是可以称作 《苏州迷信风俗志》” 的，尤其是 “苏州 ‘社 (戏) 赛(会)’之盛，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扫迷帚》足可为明代王伯谷专写苏州风俗之《吴社编》的补充。“书里此类风俗的记述，是全书最好的部分，文字也很清丽” (阿英《晚清小说史》)。由此可见，《扫迷帚》给人的与其说是艺术审美价值，不如说是历史认识价值。

不过，小说中也不乏幽默和讽刺，如它写职业迷信者们诪张弄鬼，却常常败露出丑：以粪汁灌重病贫户，治病却致人于死的苏州道士陶宗王，念经时，被某“提溺壶直灌道士的头顶”，“恍与大成仿某贫户的粪汁报仇”; (第十四回)自称祈禳可以除去狼患的山西沁水城关女巫，借此敛财无数，本人却“竟为狼所食”; (第十六回) 因为 “六十六，阎王请吃肉”的寿忌，新阳李翁闹出了拒邀赴宴，当不得已而赴了一次宴时，就“大有生去死归之惧”的笑话; (第十七回)“行同诳骗，其计甚狡”的张天师，“每到一处，仪仗喧赫”，常乘绿呢八抬大轿“拜谒当道，招摇过市。出售财神、避火、治病、镇煞、保身、免疫、五雷、五将等符箓，价目高下互殊，自十二元至数十元不等，”以至“人欲瞻仰颜面者，须费十四文，为挂号金，每日亦动以数十千文计”，但结果因推断“湖北票必中大彩”失灵，被人“责以哄骗之罪”，而狼狈逃去; (第二十二回)等等，这一切，显示了迷信的荒诞与危害，表达了作者的轻蔑与嘲弄。

小说中，迷信与科学、中国与西方、愚顽之徒与通达之士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再加随时出现的充满科学精神的议论，使作品显出了特有的雄辩和战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