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霜》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署“静观子著”。二编十二回，宣统三年(1911) 四月改良小说社刊本。

小说一开始写越兰石在上海看到报纸刊出秋瑾被害的消息，十分哀痛，于梦中受秋瑾的嘱告，决定手编女士传，登载报上，一面为秋瑾辩冤，声张正义;一面担心秋瑾之死，其家族受到珠连，故在舆论上予以声援。接着倒叙秋瑾任绍兴明道女学堂监督，热心办教育，并与绍兴府太守富禄过从甚密，以兄妹相称。富禄表面支持维新，联结新党，暗里包藏诡计，成天与师爷谋划怎样升官发财。恰值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起义失败，案情株连到秋瑾。浙江巡抚命诸标统带兵到绍兴搜捕以秋瑾为首的革命党人。富太守此时摇身一变，为诸标统出谋画策，密切配合，逮捕秋瑾。面对富禄的审讯，秋瑾无所畏惧，提出质问。富禄怕连累自己，晕了过去。恰巧有一劣绅诬告秋瑾与徐锡麟同党，给富禄送来杀人证据。富禄又得其师爷的计谋，决定以秋瑾的鲜血为自己染红顶子。临刑前，秋瑾没有半字口供，只写了 “秋风秋雨愁煞人”一句，并要求不要裸体，不要枭首，以示自己清白，无辜被害。然后押赴轩亭口，从容就义。煞时阴霾四逼，冤气冲天，日月无光。

秋瑾被害的消息一传开，绍兴城群情鼎沸，舆论哗然。有两少年在茶馆议论秋瑾事，当面讥刺出卖秋瑾的劣绅褚钩。至此，小说再次倒叙秋瑾系名门闺媛，幼承家学，长通经史，出嫁前即抱负有素，不同凡响。婚后对国运衰败深表关注，而其丈夫身为京官却成天吃花酒，叉麻雀，对政事漠不关心。于是夫妻政见不合，感情破裂。秋瑾提出要到日本留学，遭到拒绝，被休弃。于是收一对子女回老家绍兴，托付给母亲和嫂子。然后为“救拔同胞”而独走重洋，入日本本乡汤岛附属女子高等学校普通班学习。其间买倭刀习武，常赋诗寄慨。又结识同乡人徐锡麟，引为同志。一年多以后，秋瑾回国。先准备在上海干些事业，忽接母亲去世噩耗，急回绍兴。后受徐锡麟之聘，任绍兴明道女学堂教习与监督，又想办《中国女报》，唤醒同胞。因资金缺乏，收效甚微。不久，徐锡麟案起，秋瑾受株连惨遭杀害。秋瑾哥哥秋裕章身居官场，胆小怕事，明知妹妹死得冤枉，但箝口结舌，噤若寒蝉。倒是许多无名百姓见义勇为，打抱不平，质问富禄。加之越女士做出一篇《秋瑾传》刊出后，引起全国学界和新闻界的公愤，迫使朝廷将浙江章中丞与富太守调外省，后又为舆论所逼，不得不告老还乡。

越兰石与另一位热心女士梁秋菊出于对秋瑾的友情和敬重，在禅隐师太的热情支持下，将这位“鉴湖女侠”安葬在杭州西湖，与岳王并传千古。碑上镌着“鉴湖女侠秋瑾之墓”，墓门两旁石柱上，镌着“竞择天演，雄冠地球”一副四字对联，下款却写着“富禄拜题”，使这个出卖和杀害秋瑾的罪恶官僚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秋瑾是晚清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女革命家，她的英勇牺牲是当时社会政治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以小说的形式反映这一重要题材，本书最早 (在它之后，又有无生作 《轩亭复活记》短篇小说，收入1912年11月上海复社出版的《黄剑血》内，把秋瑾改名为“夏瑜”，并谓她就义后复活)。据第三回作者以叙述人的口吻说“在下前年遇着一个绍兴朋友，曾和我讲起了秋女士的办事如何热心，富太守又如何贤良”几句话，以及书中大量引用秋瑾诗文原作，可以推断写作时间在秋瑾被害不久。因此也就决定了本书在感情色调和行文笔法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小说以秋瑾富有传奇色彩的光辉一生为基本情节，围绕秋瑾被害这一重大事件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对此所作的强烈反响，生动真实地展示了晚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不断高涨的时代画卷。作者胆识过人，爱憎分明，以饱含感情的笔触对秋瑾为救国救民而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英勇气慨予以热情的肯定和歌颂，对其遭到出卖和杀害的悲惨结局深表不平和惋惜，对反动的清朝封建势力予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如第五回写清兵围困学堂，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大肆屠杀，又在民间掳掠奸淫无恶不作。在押解秋瑾回衙的路上，兵丁们得意洋洋，齐奏军乐，共唱凯歌：

王师荡荡，来攻学堂。威稜所指，谁敢相当?

以百杀一，易如捉鸡。生居蛮国，死将怨谁!

嗟尔弱女，厉气谁钟。钩堂蜚语，埋碧以终。

南风不竞，兹独逞雄。大歼同类，我顶其红。

作者借兵丁们的口，深刻地暴露和嘲弄了清朝官府、军队既怯懦又残暴的丑恶本质。与此相反，秋瑾面对审讯，镇静自若，大义凛然，反唇相讥，致使曾与她结为兄妹的富太守张口结舌，丑态百出。对于秋瑾的牺牲，小说竭力表现出一种天怒人怨的强烈反响，不仅以浪漫的笔调，渲染了煞时阴霾四逼，日月无光，自然界发生不寻常的变化，来说明这是一桩野蛮黑暗的大冤案，而且通过现实的描写，自绍兴城里民众的不平到全国学界报界的公愤，反映了人民群众日益觉醒和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历史真实。特别是秋瑾生前好友越兰石和梁秋菊，积极为秋瑾辩冤，声张正义，甚至甘冒风险，在西湖寻找坟地，安葬秋瑾。这种侠义行为，正是当时人民群众同情和热爱秋瑾，痛恨封建反动统治者的强烈情绪的典型表现。不仅如此，作者自己有时也抑制不住愤慨之情，径直进入书中，言词激切地发表议论，如第六回末尾一大段就非常直露酣畅，痛快淋漓。直到全书结束时，还以和秋瑾原韵的形式以寄慨：

回忆当年字写秋，墨痕应共泪痕流。

睡狮未醒终宵梦，饿虎争尝异味羞。

报主无期悲浩劫，杀身何补恨仇雠;

冤沉海底殊难洗，多少英奇一网收。

这些地方，均使小说体现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具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闪耀着思想的光辉。

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是全书艺术上的成功之处，秋瑾是书中的主人公。她热爱祖国，酷爱自由，痛恨当时腐朽、残暴的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痛恨他们出卖祖国的领土和主权，是一个以救拔同胞为己任，向往跃马横刀的战斗生活的革命者形象。为了突出这一点，作者一方面直接引录了不少秋瑾的诗文，如过马关写的 “闻道当年和约地，至今犹带泪痕流。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领海无权悲索寞，磨刀有日快恩仇。天风吹面冷然过，十万云烟眼底收。”“和日本石井君原韵”写的 “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以及《敬告姊妹行》的文章等等，相当巧妙而有机地穿插在全书故事情节之中，有力地表现了这位民主主义志士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慨。另一方面，着力在这位“鉴湖女侠”的 “侠”字上施以浓墨重彩，凸现她不同凡响、豪迈刚强的个性。如写她未出嫁就饱读诗书，抱负非凡。婚后随夫居京，目睹庚子事变，深受刺激，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决心振作有为，冲出家庭，寻求真理。闻说一个素不相识的革命党人被囚，立即将典质衣服首饰得来的留学路费分一半派人送去，并嘱咐不要说出自己的名字。还有与越女士宏论 “救拔同胞”的真理，“热心求学独走重洋”，买倭刀以寄慨，与徐锡麟的交往谈话等等，无不豪气惊人。尤其是第十回 “酒酣耳热慷慨悲歌”一节，她将倭刀舞得寒光闪闪，然后边弹琴边唱道：“宝剑复宝剑，羞将报私憾。斩取国人头，写入英雄传。……”一个英姿飒爽的女侠形象栩栩如生地站立在读者面前。临刑前，她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饱含着对那个风雨如磐的黑暗时代的特征的准确把握和独特感受，从容就义。作者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典型情节和细节的提炼和描绘，把这个站在时代前列的巾帼英雄、女中豪杰塑造得相当成功。书中其他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稍加点染，也个性鲜明，形象逼真。如越女士重义勇为，思虑周详;富禄阴险狡诈，两面三刀，卖友求荣; 师爷惯于揣摩主子心理，阿谀逢迎，诡计多端; 诸标统野蛮凶狠，残杀无辜; 褚钩投井下石，阴毒无耻等等，充分体现了作者善于把握人物特征的艺术才能。

由于本书写于清末，慑于文网的森严，作者不得不采用 “曲笔”的手法予以表现。秋瑾本来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献身的，但作者却竭力写成是一桩冤案，并将书名命为《六月霜》，一再申明秋瑾仅是主张 “男女平等，家庭革命”，热心办学的女子，并不是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党人，甚至写她被捕时表现出畏怯之状 (事实上，秋瑾面对清兵的包围，烧毁了教职员和学生名册，然后向清兵冲去，终于被执)。小说这样写，并不是有意歪曲史实，而是有其难言之苦。正如阿英同志在《晚清小说史》中所说，“因为本书成于清季，不能不有所顾忌;书中有些地方，是作者有意的掩饰。”这样的艺术构思，虽然有损作品的思想深度，但另一方面却有利于作者以辩冤为借口，直抒胸臆，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因此，从总体上看，还是艺术地再现了历史的真实和秋瑾的光辉形象。在人物命名上，作者采用了故弄玄虚，易姓改名的影射手法，然而对照史实，大多斑斑可考。如越兰石即吴芝瑛，梁秋菊即徐自华，富禄即贵福等。这不仅为了躲避文字上的麻烦，还有表达自己爱憎好恶之意，以便于对官僚士绅嬉笑怒骂，谑弄丑化。如投帖向富禄太守告秋瑾谋反的劣绅本叫胡道南，被改为褚钩(谐音 “猪狗”)，带兵围困学党的标统被命为诸牛 (谐音 ( “猪牛”) 等。这虽然痛快解恨，态度却欠严肃。晚清小说的特征，一般政治思想性较强，艺术性相对较弱，本书也不例外。

小说虽是古典章回体的形式，但在叙事角度、情节构思和语言风格上，却具有近代小说的艺术特征。作者一开始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以邮差的身份，发出惊叹：“咦!不知又有了什么希奇的新闻登在上头，报纸的销场，竞比往日好上十倍了。”这样不仅单刀直入，引向正题，与书中另一重要人物越兰石接上头，而且一新耳目，引人入胜。接着，作者退到幕后，改用第三人称叙事，并在书中不时用 “看官……” 的口吻发表议论，以缩短读者观赏和审美的距离。随着叙书角度的灵活变换，作者采用两次倒叙的方法，打破自然时序，通过重新处理，改变了直线叙述的单调，又造成悬念，使故事富于神秘感。显然，作者受到外国小说创作手法的影响，并学习和借鉴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在情节结构上，全书以越兰石为线索，写她见报载秋瑾就义开始，而以在西湖安葬秋瑾结束。中间两次倒叙，过渡自然，内容上虽略有重复，但首尾呼应，紧凑完整。作者善长白话小说写作，笔法多变，穿插巧妙，将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使得本书语言活泼流畅，感情真挚自然，文情并茂，成为晚清小说史上一部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