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微草堂笔记《山西商人》原文|注释|赏析|译文
有山西商居京师信成客寓，衣服仆马皆华丽，云且援例报捐。[1]一日，有贫叟来访，仆辈不为通。自候于门，乃得见。神意索漠，一茶后别无寒温。叟徐露求助意。咈然曰：“此时捐项且不足，岂复有余力及君?[2]”叟不平，因对众具道西商昔穷困，待叟举火者十余年;复助百金使商贩，渐为富人。今罢官流落，闻其来，喜若更生。亦无奢望，或得曩所助之数，稍偿负累，归骨乡井足矣。语讫絮泣。西商亦似不闻。忽同舍一江西人，自称姓杨，揖西商而问曰：“此叟所言信否?”西商面頳曰：[3]“是固有之，但力不能报为恨耳。”杨曰：“君且为官，不忧无借处。倘有人肯借君百金，一年内乃偿，不取分毫利，君肯举以报彼否?”西商强应曰：“甚愿。”杨曰：“君但书券，百金在我。”西商迫于公论，不得已书券。杨收券，开敝箧，出百金付西商。西商怏怏持付叟。杨更治具，留叟及西商饮。叟欢甚，西商草草终觞而已。叟谢去，杨数日亦移寓去，从此遂不相闻。后西商检箧中少百金，鐍锁封识皆如故，[4]无可致诘。又失一狐皮半臂，而箧中得质票一纸，题钱二千，约符杨置酒所用之数。乃知杨本术士，姑以戏之。同舍皆窃称快。西商惭沮，亦移去，莫知所往。
【注释】 [1]援例报捐：援例，按照国家所定的章程；报捐，向封建政府捐献钱财，先买个科举名目作为出身，然后由政府委任官职[2]咈然：乖戾，违逆的样子。[3]頳(cheng称)：赤色。 [4]鐍(jue决)：箱子上加锁的铰钮。封识(zhi志)：封条。
【译文】 有一位山西商人，来到都城北京，住在一家名叫“信成”的客店里，衣着华丽，连他的随从和车马都打扮得十分漂亮，自称是来京捐献一笔钱买个官做的。一天，有个穷苦的老人来到客店门前，要求拜见这位山西商人，商人的仆从们拒绝通报，不让相见。老人无奈，只好在门口等待。终于见到了西商。见面后，西商无精打采，一声不吭，杯子里的茶都凉了，连一句客套话还没说。老人迟疑了半晌，慢条斯理地表明来意——请求帮助。西商马上一脸的不高兴，很不耐烦地说：“现在，我连捐官所需的钱款还未凑满，难道还有余钱帮助你?”老人心里不平，因而当着许多人的面，把一段往事源源本本地讲出来。老人说，从前，西商本是个很穷的人，一家老小，缺吃少穿，经常等待我借钱给他买米下锅，十多年如一日，每求必应：最后一次，又送给他百金之数作资本，去经商做买卖。他就是靠这笔钱做生意，才渐渐地发了财，成了今天这样富有的人。如今我被罢了官，流落到京，听说他也来了，我满心欢喜，以为有救了。我也没有过高的要求，如果能得到从前我资助他经商作资本的那笔百金之数，帮我还清欠债，让我这把老骨头重返故乡，也就心满意足了。说完，老人仍不停地低声哭泣。西商却无动于衷，好像没有听见似的。突然，住在同一客店里的一位江西人，自称姓杨，向西商拱手施礼问道：“这位老人说的全是真话吗?”西商满脸通红回答：“事情确实是有的。只因我力不从心，未能报答，而深感遗憾罢了。”姓杨的说：“你老兄快要做官了，不愁没有地方借钱。倘若有人愿意借给你百金，一年内归还，不收一分利息，老兄愿将这百金全数用来还报老人吗?”西商勉强答应道：“非常愿意。”姓杨的说：“老兄只管写张字据，百金之款包在我身上。”西商在公众舆论的逼迫之下，不得已写了字据。姓杨的接过字据，打开箱子，取出百金给西商。西商很不高兴地接过百金并把他交给老人。之后，姓杨的办了一桌酒菜，宴请老人和西商。老人开怀畅饮，十分高兴;西商闷闷不乐，勉强喝完了一杯酒。老人先告辞而去，姓杨的过几天也离开了客店，从此以后，就没再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后来，西商在打点行装时，发现箱子里的钱少了百金，而箱子的锁和封条依然好好的，不像被人动过，又不好向别人查问。再仔细检查，又发现狐皮长袍少了一条袖子。箱子里还放着一张当票，当价二千，和姓杨的请客所需费用，大致相符。至此，西商才知道姓杨的原是一位道术很高的侠义之士，存心用这种办法来戏弄人。同客店的旅客都暗自高兴。西商满心羞愧，神情沮丧，随后也离开了客店，没人知道他的去向。
【总案】 小说写了三个人，西商、贫叟和姓杨的术士。西商是主要人物。作者用了比较多的笔墨，从外表装束，到语言情态、心理活动，作了多方面的表现，从而把他重利轻义、悭吝无情的形象，暴露于读者眼前，并加以戏弄嘲讽。贫叟是个对应人物。他与西商构成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彼此对照，互相映衬。还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西商重利忘义，最后受到惩罚——偿债、请酒、被嘲弄;相反，贫叟曾输财行义，救人于危困，所以他最后也得到了别人的帮助。这是作者“因果报应”思想的反映。这种迷信思想，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是较为普遍的。二是作者像许多封建文人一样，对中国的商人抱有一种历史的偏见。认为商人寡情少义，唯利是图，还往往把他们与“奸”、“恶”相联系，这是极不公正的。其实，先秦以前，史籍中的商人形象都是比较高大的，如鲍叔和管仲，起先他们是做生意的，后来作了齐国“相”，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郑国的大牛贩子弦高，是有名的爱国主义者;越国功臣范蠡，弃官以后，经商致富，家累万金。他们一直为后代所敬重。秦汉以后，历朝统治者都把“重农抑末”定为基本国策。“末”，就是商。从此商业发展受到压制，商人地位和声誉每况愈下。到了明清，甚至连妓女也都瞧不起商人了。小说中的西商，就是这种陈腐观点的产物。设想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商人和商业，那末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能够发展、繁荣、强盛起来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发展非常缓慢，这与传统的轻商思想有无关系?
孙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