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袁宏道

髯公近日作诗否？若不作诗，何以遣此寂寞日子？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弈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更说甚么铁床铜柱刀山剑树也！大抵世上无难为的事，只胡乱做将去，自有水到渠成日子。如子髯之才，天下事何不可为？只怕慎重太过，不肯拼着便做。勉之哉！毋负知己相成之意可也。

——《袁宏道集笺校》

〔注释〕　李子髯：子髯名元善，公安人，袁宏道的妻舅和密友，官至惠州府推官。

本篇里跳荡着五六个“寄”字，其义究竟何居？中郎《瓶史》之十《好事》云：“嵇康之锻也，武子(王济，字武子，东晋人，《世说新语注》称其“性爱马”)之马也，陆羽之茶也，米颠(北宋画家、书法家米芾的外号)之石也，倪云林(倪瓒，号云林子，元代画家，相传其有“洁癖”)之洁也，皆以癖而寄其磊傀俊逸之气者也。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这一节，虽是距本篇三年后所作，但二者却相互发明，实可作一篇读。嵇康诸人，不就是“古之达人”么？锻铁诸癖，不就是“情有所寄”么？无癖之人的无味可憎，不也正如无寄之人的徒忧不乐么？所以，“寄”只是中郎爱拈弄新鲜字眼，说穿了就是一个“癖”字。“癖”这玩意，世人有之者不少，雅些的癖于琴棋书画，俗些的癖于酒色财气，古怪些的如东晋阮孚之癖屐，乖僻些的如南朝刘邕之癖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然以常理揆之，癖之美丑固可据以论人品之高下，癖之有无则似与人品无关。殊不料，到了言论动逾常规的袁中郎笔下，不起眼的癖居然身价暴增起来。你看他把这癖或云寄说得何其非同小可：人若无癖，便足证他是碌碌凡夫，可憎可厌，须有了寄，才是达人高士，可敬可慕；人若不嗜于癖，便是白活了一场，是地狱里鬼，须沉溺于所寄，才算不同凡响，是天界上仙。照此说来，癖或云寄，倒成了衡量人品——不，毋宁说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天平，身价岂不是骤然百倍了么？

癖或云寄既要紧到这步田地，那么其内容又究竟何居？中郎举的例子将令你顿开茅塞。先看“癖”例，嵇康的锻铁之癖，谁都知道其中所寄的“磊傀俊逸之气”，就是“非汤武而薄周孔”，其余癖马癖茶、癖石癖洁，虽不公然同礼法作对头，要之亦于礼法无益。再看“寄”例，那就更了不得了。弈，三国时韦昭先生早就痛陈过其弊端种种，曰“妨日废业，终无补益”，曰“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曰“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发”，玩物丧志，莫此为甚。且弈“伎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博弈论》)，也绝不是欲为朝廷柱石的有志之士所宜从事的。色，那是万恶之首，不消说的。技，那是“士农工商”“四民”里“百工”营生的勾当，士君子若涉足了，岂不有辱斯文？文……那也得看何等样的。若是如韩文公那般为载道而文，则其头童齿豁“癖”之不倦，自然是极可嘉可许的。但中郎却并不作如是想。你看他“勉”李子髯作诗，不教他深味乎风人之旨，学着点温柔敦厚，却说世上无难事(然则做诗自也不难)，只胡乱做去即可成功(言下之意做诗也无须讲究用功)，便可知他心目中的“文”，乃是《小修诗叙》里提及的《擘破玉》、《打草竿》一类芜秽不堪入耳的俚曲俗词。士君子癖上这类“文”，还能替圣天子鼓吹休明，还能成为粹然纯儒么？八个例子看完，不是小道，就是邪魔外道，无一乃名教内自有之乐地；而中郎还将这些“寄”、“癖”高高捧起，直当作免堕地狱的护身符、身登天堂的青云梯，则其蔑弃名教的心迹，还须笔者再赘作说明么？

标举“寄”的目的是教人离经叛道，这已经是明明白白的了吧？然而，一则堂堂皇皇地教人离经叛道，在那个时代到底还不成；二则正正经经地布道说法，也不合游戏笔墨的袁中郎的脾性。所以文中说道：“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把“寄”的目的说成教人行“乐”，这正是中郎的尤为可恶之处。人孰不愿活得快乐？既然要快乐就必先取道于“寄”，则人孰敢不“寄”？若中郎的话真个儿人人都信服了，大伙儿你也去“寄”，我也去“寄”，则学宫里自然传不出诵《诗》讲《礼》之声，庙堂上自然听不到尊圣宗经之论，礼崩乐坏的日子还会远么？在中郎或许只是以“寄”行乐而已，然其流毒所及，却是叫人心甘情愿地离开名教正道，被“乐”字牵着诱着走上邪道。中郎真是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