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郑日奎

于堂左洁一室为书斋，明窗素壁，泊如也。设几二，一陈笔墨，一置香炉茗碗之属。竹床一，坐以之；木榻一，卧以之。书架书筒各四，古今籍在焉。琴磬麈尾诸什物，亦杂置左右。

甫晨起，即科头拂案上尘，注水砚中，研墨及丹铅，饱饮笔以俟。随意抽书一帙，据坐批阅之。顷至会心处，则朱墨淋漓渍纸上，字大半为之隐。有时或歌或叹，或笑或泣，或怒骂，或闷欲绝，或大叫称快，或咄咄诧异，或卧而思，起而狂走。家人瞷见者，悉骇愕，罔测所指，乃窃相议，俟稍定，始散去。婢子送酒茗来，都不省取。或误触之，倾湿书册，辄怒而责，后乃不复持至；逾时或犹未食，无敢前请者。惟内子时映帘窥余，得间始进，曰：“日午矣，可以饭乎？”余应诺。内子出，复忘之矣。羹炙皆寒，更温以俟者数四。及就食，仍挟一册与俱，且啖且阅，羹炙虽寒，或且味变，亦不觉也。至或误以双箸乱点所阅书，良久始悟非笔，而内子及婢辈罔不窃笑者。夜坐，漏常午，顾僮侍，无人在侧，俄而鼾震左右，起视之，皆烂漫睡地上矣。客或访余者，刺已入，值余方校书，不遽见。客伺久，辄大怒诟，或索取原刺，余亦不知也。盖余性既严急，家中人启事不以时，即叱出，而事之紧缓不更问，以故仓卒不得白。而家中盐米诸琐务，皆内子主之，颇有序，余是以无所顾虑，而嗜益僻。

他日忽自悔，谋立誓戒之，商于内子。内子笑曰：“君无效刘伶断饮法，只赚余酒脯，补五脏劳耶？吾亦惟坐视君沉湎耳，不能赞成君谋。”余惝然久之，因思余于书，洵不异伶于酒，正恐旋誓且旋畔；且为文字饮，不犹愈于红裙耶？遂笑应之曰：“如卿言，亦复佳，但为李白妇、太常妻不易耳。”乃不复立戒，而采其语意以名吾斋，曰“醉书”。

——《静庵集》

〔注释〕　科头：脱帽露头。　“为文字饮”两句：意为沉湎于书，还是胜于沉湎女色。　李白妇：李白有《赠内诗》云：“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　太常妻：东汉周泽为太常，卧病斋宫，其妻窥问所苦，泽以妻子干犯斋禁，竟将其送交诏狱谢罪。时人讥之曰：“生世不谐，为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烂如泥。”言周泽不近人情，难为其妻。

书斋是古代知识分子读书与修身的地方。每一个读书人都在书斋里作过五光十色的梦，有着深厚的感情，自然就有写书斋的文章产生。这种文章通常就叫做斋记，一般总是记叙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书斋的环境、位置、风景、陈设、修造经过等；二是斋主的志趣、襟抱等，而以抒情明志为旨归。由于古代知识分子的志趣与抱负离不开儒家思想的藩篱，这样的文章难免缺乏生气，面目大同小异。只有突破此种格局，才可能写出好作品。明代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可谓破格之作，它通过对书斋的记叙，把祖母、母亲和妻子三代女性倾注在自己身上的爱串联起来，成为一篇出色的抒情文。这篇《醉书斋记》可算是斋记中的又一篇破格文字。它借记叙书斋得名的由来，给自己画了一个书呆子、书蠹虫的肖像漫画，叫人忍俊不禁，也叫人油然而生敬意，妙不可言。

作者为什么要给自己画这么一个漫画像，恐怕也没什么深意，无非是记下自己如痴如狂、废寝忘餐地读书、校书、写作的真实情况，说明自己心之所向、情之所钟唯在书，别无他嗜，也别无他求。读书人迷于书、醉于书，非但无可非议，而且是一切成就的基石。所以作者并不以自己的失常行为为丑事，相反倒可以此矜才显能，于是放开笔墨，无所顾忌地“丑化”自己。这种“丑化”，也就是美化；“丑化”到了极点，也就是美化到了极点。

作者“丑化”自己的书斋生活，大致从如下几个方面着笔，一是如癫如狂，二是废寝忘餐，三是怠慢宾客。这三个方面都不是直陈其事了事，而是对其怪僻行为作了有声有色的描述。像写其读书时的异常行为：“有时或歌或叹，或笑或泣，或怒骂，或闷欲绝，或大叫称快，或咄咄诧异，或卧而思，起而狂走。”同时还写出这种异常行为引起家人的惶惑惊恐，怀疑他是否发了疯：“悉骇愕，罔测所指，乃窃相议，俟稍定，始散去。”如此既有正面描述，又有侧面反衬，其癫狂情态就活灵活现了。后面写他的废寝忘餐、怠慢宾客也都如此，一个十足的书痴形象也就跃然纸上了。

后面对自己愿意悔改，要在妻子面前立誓，而未得到批准的描述，则是有意在书痴形象上添涂一层滑稽色彩。人们的任何癖好一旦形成是不容易改掉的。作者嗜书成癖，虽有点不近人情，但比沉湎于酒、沉湎于女色又高一筹，是一种有益无害的癖好。所以他的妻子对他的自言悔改并不相信，也不去计较，只是取笑他想学刘伶戒酒，赚她的酒脯下肚。话中包含着几分幽默，也体现着对丈夫的宽容与支持。作者也自知难改，正好就此顺水推舟，不言悔改之事，也以一句俏皮话回报妻子：“如卿言，亦复佳，但为李白妇、太常妻不易耳。”其中有几分忏悔，也带几分感激，更多的却是幽默与调侃。如此一番自悔的表白，不仅没有掩藏自己的呆子气，倒是欲盖弥彰，越发显得呆了。文章也就在这诙谐轻松的气氛中点题收束，戛然而止。而留给读者的除了幽默以外，也不无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