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郑燮
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虽嬉戏顽耍，务令忠厚悱恻，毋为刻急也。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至于发系蜻蜓，线缚螃蟹，为小儿顽具，不过一时片刻便折拉而死。夫天地生物，化育劬劳，一蚁一虫，皆本阴阳五行之气缊而出。上帝亦心心爱念。而万物之性人为贵，吾辈竟不能体天之心以为心，万物将何所托命乎？蛇蚖蜈蚣豺狼虎豹，虫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而杀之。若必欲尽杀，天地又何必生。亦惟驱之使远，避之使不相害而已。蜘蛛结网，于人何罪，或谓其夜间咒月，令人墙倾壁倒，遂击杀无遗。此等说话，出于何经何典，而遂以此残物之命，可乎哉？我不在家，儿子便是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而姑纵惜也。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鱼飧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嬉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可将此书读与郭嫂、饶嫂听，使二妇人知爱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
——《郑板桥集》
〔注释〕 蚖(yuán)：蝮蛇。也称“虺(huǐ)”。
此书作于乾隆十四年(或稍前)，郑板桥五十七岁。这一年，他五岁的独子在老家兴化入塾从师，然而也就在这一年病殁。此书书尾未署年月，但与写于十四年的第三书联系来看，估计此书写在儿子已经入塾或将要入塾的那一时刻。郑何时送子还乡难于考察，但从此书书尾提到的“可将此书读与郭嫂、饶嫂听，使二妇人知爱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大约儿子是由郭、饶二妾直接抚养的(儿子系饶氏在山东所生，史有载)。知道了这种背景，就可以理解这封旨在向弟弟和二妾宣讲爱子之道的家书了。
近代历史常常给人以这样的启示：人在小时，天性童心蓬勃烂漫，年纪渐长，阅历渐增，思想也就越来越复杂、矛盾。这时，人的社会性就会逐渐取代天性童心，人的胸中城府纵横，无论遇到大事小事都不免因私利而弯弯绕了。这似乎是人生的规律，绝大多数“社会的人”从小到大，大约都会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唯独文学家(尤其是儿童作家和诗人)总是极力“抗拒”这一规律，办法就是努力保持幼时心中的那一种天性童心。当然，文学家那里的天性童心，并不是孩提时期的简单再现，而是升华了的一种境界，一种存在，一种气质。文学家胸中但凡有这种东西的，无不利用各种形式、各种场合去进行宣传鼓吹。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天职，执行它甚至比写自己的作品都更神圣。只有保持天性童心，才可能健康成长，才可能保持赤子之心，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社会也才可能成为一个健全的实体。人有了它，才可能正确地对待小鸟和蜻蜓、螃蟹；主家之子有了它，才可能正确地对待家仆之子。在此信之后所附的“书后又一纸”中，郑板桥更发挥了这一观点，他说：“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将旦时，睡梦初醒，尚辗转在被，听一片啁啾，如云门咸池之奏……”为了听到鸟的歌唱，不能也不应该通过设笼养鸟的办法获得，而应该房前房后多种树，努力改善居住地的自然环境，形成人与大自然(包括鸟、树及其他)的生态平衡，更需要建立一种人和外界的心态平衡。做到这一点，人就能在一种协调的气氛中与社会、自然进行交流，自己的工作、生活才能适度而有作为，同时也绝不妨碍外界的任何有生物和无生物。做到这一点，也就成为郑板桥所衷心推崇的“好人”。
在此书的结末，板桥郑重地告诫堂弟与二妾：教育儿子“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这是至高无上的任务；至于“中进士作官”，则“是小事”。可以想见，郑说此话是非常诚恳的，也是非常悲痛的。他亲眼看到这个社会是如此的缺乏天性童心，所以才坚决地从自己做起，要求孩子永远不要失去这最重要的一点。当然，五岁孩子不会听懂这些，但他是要孩子身边的人听懂并按照去做，这就不能不看出他的用心之深之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