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袁枚
金陵自北门桥西行二里，得小仓山，山自清凉胚胎，分两岭而下，尽桥而止。蜿蜒狭长，中有清池水田，俗号干河沿。河未干时，清凉山为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称金陵之胜者，南曰雨花台，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钟山，东曰冶城，东北曰孝陵，曰鸡鸣寺。登小仓山，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云烟之变，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
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山之北巅，构堂皇，缭垣牖，树之萩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时，号曰隋园。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宁，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舆台嚾呶，禽鸟厌之不肯妪伏，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余恻然而悲，问其值，曰三百金，购以月俸。茨墙剪园，易檐改途。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宧窔。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
落成叹曰：“使吾官于此，则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则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书史居随园。闻之苏子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则余之仕与不仕，与居兹园之久与不久，亦随之而已。夫两物之能相易者，其一物之足以胜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园，园之奇，可以见矣。
己巳三月记。
——《小仓山房文集》
〔注释〕 嚾呶(huān náo)：喧叫不休。 妪(yǔ)伏：鸟孵卵。 宧窔(yí yǎo)：我国古代，室之东北隅叫宧，室之东南隅叫窔。 丰杀：犹增减。
《随园记》一文写于乾隆十四年(1749)。全文突出一个“随”字。文中写他修葺“随园”的结构布局时，是“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宧窔。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这表明他是顺应自然景物特征而建园的，他不愿大自然受到摧折、遏止。
贵在自然，是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重要方面。司空图《诗品》谈到美的风格列了廿四品，其中之一就是“自然”，他说自然美犹如“俯拾即是，著手成春”。杨廷芝说：“自然则当然而然。”袁枚修葺随园即取这种态度，在自然中稍一点染，即景成趣也。
随园的“随”字，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建筑美学观，而且体现了他的人生态度、个性及文学观。袁枚于乾隆四年(1739)进士及第后，外放为江南地区知县，先后在溧水、江浦、沭阳等县任职，最后为江宁(今南京)令。他虽然颇有吏才，有政声，然为官非易，因主要精力是用来“为大官作奴耳”，常常“身往而心不随，且行且愠”(《答陶观察问乞病书》)，于是不由发出了“官苦原同受戒僧”(《署中感兴》)的喟叹。在乾隆十三年(1748)，他以其别墅随园修葺完工为契机，终于称病辞官，寓居园中。第二年三月写了《随园记》一文，以明心志。他在文中说：“余之仕与不仕，与居兹园之久与不久，亦随之而已。”又说：“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他说到做到，“竟以一官易此园”，这表明他的人生态度也重在一个“随”字。绝不让仕途羁绊自己的行止，不甘于“为大官作奴”的处境，决心“复得返自然”(陶渊明语)，寻求随意之趣。
他的“随”，还表现在独立不迁的个性上，敢于反封建礼教、反儒学，尤其反对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反对“以理杀人”；提出“人欲当处即是天理”的主张，要求个性自由。在个人生活上，他不顾社会上一些人的非议，敢于坦然地爱自己之所爱，恨自己之所恨，不伪饰，不矫情。在“人欲当处即是天理”的基础上，他在文学上提出“性灵说”，主张写诗文要说真话，抒真情，反对儒学“义理”的束缚，反对儒家传统的那种“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规定。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诗话》卷三)又说：“性情得其真，歌诗乃雍雍。”(《诗集》卷六《寄程鱼门》之五)从而否定了传统文学观。故而，“随”字，贯穿在他的人生态度、审美观、个性等各方面，“随”字体现了他反礼教、反世俗、反封建禁锢的革新精神，因而，他特别珍惜这一“随”字，晚年寓居“随园”，号“随园主人”，写《随园诗话》，处处以随而处之，岂不乐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