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思任

 

出关东，得箬舟，雾初醒，旭上，望虞山一带，坦迤直，絮绵中埋数角黑幕，是米颠浓墨压山头时也。然不可使颠见，恐遂废其画。亭午，过蒿坝，江鱼入馔。两岸山各以浅深色媚行。伸脚一眠，小醉而梦。舟子突叫看东山，山麓巉石兽蹲，守江如拒。从谢公棹楔上磴路，每数十武，长松绣天，涛声百沸。又壑中时时有哀玉淙淙，草多远志。看洗屐池，一泓不渴，可当万里流也。池上数级，得蔷薇洞，文靖携妓常憩此。李供奉《忆东山》词，花开月落，几度谁家？何物少年轻薄，然致语大是晓语，可以唤起文靖，不必多憾。窈蔼曲折入国庆寺，寺僧指点调马路，英风爽然。上西眺，西眺名韵甚。白天布曳，直入大海，浩然不疑，独琵琶一洲，宛作当年掩袂态。古今人岂甚相殊，那得不为情感？东山辨，见宋王铚记甚详。吾以为山之所在，偶然四隅耳，何以喜东不喜南也？夫东山之借鼎久矣，足忌之而口祥之，人遂视东山为南山。絜令家有，从未面识，而辄谓其知情者乎？吾安能倒决曹江之水，一为洗清两字冤也。山，可矣，去其东而可矣。

 

——《王季重十种》

 

晚明游记小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信口而出，信口而谈”，潇洒自如，机锋时出，冶写景、抒情、叙事、议论于一炉，给人以清新、自然、隽永、飘逸的美感享受。显然是“句比字摹”、“假人假言”的复古主义的一种逆反。王思任是竟陵派文学的巨子，承钟惺、谭元春的余波，以力矫公安派文学的俚俗浅薄为己任，不免故作艰辛，走上求尖、求新、好奇、好怪的道路，然而决不是王夫之批评的“灭裂风雅”(《明诗评》卷七)，钱谦益批评的“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列朝诗集小传·钟提学惺》)，而是一种颇有特色的文风改革。如记中的“巉石兽蹲，守江如拒”，“长松绣天，涛声百沸”，“白天布曳，直入大海”，句奇字新，皆从千锤百炼中来，不肯行乞班、马之前，募缘《左》、《国》之后，无一字拾取古人牙慧，正是竟陵派遣词琢句的特点。

游记历叙其出东关，过蒿坝，看东山，历洗屐池，得蔷薇洞，曲折入国庆寺，至琵琶洲，一路风光，尽赴眼底。只见雾若絮棉，若浓墨，笼罩峰峦数角；山则或浓抹，或淡妆，以取媚于行人；石之岩岩，若兽之蹲于地；涛之浩浩，若水之沸于鼎；一泓秋水，可当万里之流；半面琵琶，犹作掩袂之态，可谓好语珠穿，妙喻璧联，让读者跟着他的审美情趣，历观沿途的景点，产生移步换形的审美愉悦。明为叙游，实是写景，好像信笔所之，随意涂抹，一切显得那么随便、自然，一切又无不体现主体的审美感受，所谓“情与景会，顷刻千言”，正是竟陵派山水小品的又一特色。

最出人意表的，是他用浓墨重彩描绘洗屐池、蔷薇洞的自然景色时，忽然笔锋一转，针对诗仙李白的《忆东山》，发出一通宏论，既批评了李白的“少年轻薄”，又肯定了诗中的话“大是晓语，可以唤起文靖，不必多憾”。这与传统的游记文章大异其趣，它在形式上没有一定的格套，在内容上又不代圣人立言，而是根据自己对人生哲学的理解，发出“石破天惊”的议论，这也是竟陵派山水小品的一个特点。李白写了一首《东山吟》，说是“携妓东山去，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此外，李白还写了两首《忆东山》，说是“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无情地揶揄和嘲讽了那位声名显赫的谢安。东土山、蔷薇洞、白云堂、明月轩，曾经是谢安往来游集、携妓寻欢之处，而李白说谢公之妓，早已云散月落，只剩下了荒坟一堆；他所携之妓则如花之艳，如月之洁，自然有些“少年轻薄”；世上无不谢之花，天上无不散之云，无不落之月，则谢公又何必为花谢、云散、月落，而抱无穷之恨乎？确亦“大是晓语”。这段议论，已经是奇文奇想、匪夷所思了，不意作者又要为东山辩证、洗冤，谓“山，可矣，去其东而可矣”。这自然是从《说苑·至公》那里偷来的思想资料。相传楚共王出猎，遗其宝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闻之曰：“去楚，斯可矣，人失之，人得之，何必曰楚？”这自然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光辉思想。然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把“私”字作为分母，把“公”字作为分子，分母无限扩大，分子的值也就接近于零了，“楚弓楚得”，已经是“大公”了，谁还愿意把“楚”字去掉呢？11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也未能免俗，竟和谢安争起“墩”来。他在题《谢公墩》的诗中说：“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不知王思任读了这首诗，是否也要骂一声“轻薄”，是否也要劝他们去“谢”、去“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