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陈继儒
吾朝杨用修长于论词，而不娴于造曲。徐天池《四声猿》能排突元人，长于北而又不长于南。独汤临川最称当行本色。以《花间》、《兰畹》之余彩，创为《牡丹亭》，则翻空转换极矣，一经王山阴批评，拨动髑髅之根尘，提出傀儡之啼笑，关汉卿、高则诚曾遇如此知音否？张新建相国，尝语汤临川云：“以君之辩才，握麈而登皋比，何讵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临川曰：“某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情。”张公无以应。夫乾坤首载乎《易》，郑卫不删于《诗》，非情也乎哉！不若临川老人，括男女之思而托之于梦，梦觉索梦，梦不可得，则至人与愚人同矣。情觉索情，情不可得，则太上与吾辈同矣。化梦还觉，化情归性，虽善谈名理者，其孰能与于斯？张长公、次公曰：“善！不作此观，大丈夫七尺腰领，毕竟罨杀五欲瓮中。”临川有灵，未免叫屈。
——《媚幽阁文娱》
《牡丹亭》是《西厢》的后劲，《红楼》的先导，不仅在艺术上，“古今雅俗，泚笔皆佳”，“翻空转换极矣”；而且在内容上，开启了一代的新思潮。用一个“梦”，编织出一幅“情”的画卷，又用一个“情”，树立起一面与“理”相对立的思想旗帜，在当时的思想界、艺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让杜丽娘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第一次发现了自己，认识了自己，要求拥抱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青春。一种强烈的感情冲动，使她做了一个与封建礼教极不相容的梦，还要背着人到花园里把那个桃色的梦寻回来，说明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与封建礼教彻底决裂。正是这种梦境与实境的分裂，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促使她成为义无反顾的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也只有这种超越生死的“至情”，才有力量与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挑战。汤显祖“以《花间》、《兰畹》之余彩”，画出了杜丽娘如何勇敢地越过封建礼教的“雷池”，奔向梦境，奔向理想，奔向她热切向往的人生。从而撬开了封建礼教的闸门，放进了一股清新活泼的空气，这就是《牡丹亭》所作出的伟大的历史贡献。所以这部划时代的剧作一问世，一些著名的文学家、理论家就给予极高的评价，王思任，也就是陈继儒所说的“王山阴”说：“若士以为情不可以论理，死不足以尽情。百千往事，一死而止，则情莫有深于阿丽者矣。”意思是“理”不能解释“情”的作用，“死”不是结束“情”的终点，只有“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阿丽”，才是真情、至情的化身，真足以“拨动髑髅之根尘”，不愧临川之“知音”。略后于他的张岱，也在尖锐地指出当时剧坛的通病是“但要出奇，不顾文理”，只有《牡丹亭》把“奇”和“理”很好地结合了起来，“灵奇高妙，已到极处”，也够得上《牡丹亭》的“知音”了。然而真正能使髑髅生肉、傀儡动情、临川相视而笑者，我以为还是陈继儒的“化梦还觉，化情归性，虽善谈名理者，其孰能与于斯”的评论。就是说《牡丹亭》通过一个离奇的梦，使人们觉醒；通过一片纯真的情，叫人性复归，这是那些侈谈名理者，所没有梦想到的。真是舌底翻澜，笔底生花，寥寥数语，把汤显祖的“梦中之情，何必非真”，“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种种妙谛，揭示得如此明白，如此深刻，非“善谈名理者”，何克臻此！
“阿丽”那种超越生死的“至情”，带有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实质，带有认识个人价值、人生价值的思想萌芽，对于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都带有明显的反叛性，难怪它只在黑暗的长空中放出一线耀眼的光辉，很快就被聚集起来的乌云吞没了，而青年男女依旧被关在黑暗的封建的闸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