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词·王闿运

宜春苑中萤火飞，建章长乐柳十围。离官从来奉游豫，皇居那复在郊圻？旧池澄绿流燕蓟，洗马高梁游牧地。北藩本镇故元都，西山自拥兴王气。九衢尘起暗连天，辰极星移北斗边。沟洫填淤成斥卤，宫庭映带觅泉原。渟泓稍见丹棱泮，陂陀先起畅春园。畅春风光秀南苑，蜺旌凤盖长游宴。地灵不惜瓮山湖，天题更创圆明殿。圆明始赐在潜龙，因回邸第作郊宫。十八篱门随曲涧，七楹正殿倚乔松。轩堂四十皆依水，山石参差尽亚风。甘泉避暑因留跸，长杨扈从且弢弓。纯皇缵业当全盛，江海无波待游幸。行所留连赏四园，画师写放开双境。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当时只拟成灵囿，小费何曾数露台。殷勤毋佚箴骄念，岂意元皇失恭俭！秋狝俄闻罢木兰，妖氛暗已传离坎。吏治陵迟民困痛，长鲸跋浪海波枯。始惊计吏忧财赋，欲卖行宫助转输。沉吟五十年前事，厝火薪边然已至。揭竿敢欲犯阿房，探丸早见诛文吏。此时先帝见忧危，诏选三臣出视师。宣室无人侍前席，郊坛有恨哭遗黎。年年辇路看春草，处处伤心对花鸟。玉女投壶强笑歌，金杯掷酒连昏晓。四时景物爱郊居，玄冬入内望春初。袅袅四春随凤辇，沉沉五夜递铜鱼。内装颇学崔家髻，讽谏频除姜后珥。玉路旋悲车毂鸣，金銮莫问残灯事。鼎湖弓剑恨空还，郊垒风烟一炬间。玉泉悲咽昆明塞，惟有铜犀守荆棘。青芝岫里狐夜啼，绣漪桥下鱼空泣。何人老监福园门，曾缀朝班奉至尊。昔日喧阗厌朝贵，于今寂寞喜游人。游人朝贵殊喧寂，偶来无复金闺客。贤良门闭有残砖，光明殿毁寻颓壁。文宗新构清辉堂，为近前湖纳晓光。妖梦林神辞二品，佛城舍卫散诸方。湖中蒲稗依依长，阶前蒿艾萧萧响。枯树重抽盗作薪，游鳞暂跃惊逢网。别有开云镂月台，太平三圣昔同来。宁知乱竹侵苔落，不见春风泣露开。平湖西去轩亭在，题壁银钩连倒薤。金梯步步度莲花，绿窗处处留赢黛。当时仓卒动铃驼，守宫上直余嫔娥。芦笳短吹随秋月，豆粥长饥望热河。上东门开胡雏过，正有王公班道左。敌兵未雍门萩，牧童已见骊山火。应怜蓬岛一孤臣，欲持高洁比灵均。丞相避兵生取节，徒人拒寇死当门。即今福海冤如海，谁信神州尚有神！百年成毁何匆促，四海荒残如在目。丹城紫禁犹可归，岂闻江燕巢林木？废宇倾基君好看，艰危始识中兴难。已惩御史言修复，休遣中官织锦纨。锦纨枉竭江南赋，鸳文龙爪新还故。总饶结彩大官门，何如旧日西湖路！西湖地薄比郇瑕，武清暂住已倾家。惟应鱼稻资民利，莫教莺柳斗宫花。词臣讵解论都赋，挽辂难移幸雒车。相如徒有上林颂，不遇良时空自嗟！

清同治十年(1871)，本诗作者、举人出身的王闿运，偕同友人张雨珊、徐树钧，游历了北京圆明园的废址；此时，距圆明园的毁于英法联军，已经十一年过去了。在守园太监董某的指引之下，诗人一行，穿行于断壁残垣之间，饱看了一处处往昔的繁华胜境化为今日的颓砖废瓦，真是目击心伤、感叹不胜。或许，诗人此时即已感到，他有责任将这座古今无类的灿烂名园的成毁兴废，以及此中的历史教训，笔之以诗，传告后人。无何，一首长达八百八十二字的煌煌大篇《圆明园词》，便由诗人结撰而成了，这，或许可称是他的一生之杰作了。诗出之后，都人争相传抄，一时真有洛阳纸贵之誉，其影响之大，非今人所可想像者。诗前更有徐树钧序，诗中还有大量原注，限于篇幅，今不予备录。

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先经英法联军劫掠，后又被其为掩盖罪证而焚毁，这是尽人皆知的史实，提起这段民族的、历史的耻辱，无论今人昔人，都不免切齿痛恨于侵略者的野蛮横暴。然而，在当时，或许人们在痛切之余，还不曾想到，这座名园究竟是为了什么缘由，才招致这场空前浩劫的。痛恨侵略者，固然不错，但木必先自腐，然后招蠹，国必先有内患，然后招致外侮；外侮显而易见，内患则隐而难求：这一着，常人并非都能想到。避难就易，非大手笔之所为；由显窥隐，始是真诗人的工夫。是故，本诗的作法，全是由难、隐的一路而进，如此，虽于侵略者的大声谴责恨其少，但诗的立意，却也高出于寻常手笔一筹。

欲求名园被毁的内因，必先溯名园的源起，因此，本诗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前六十二句)，即原原本本，描述了圆明园的由成迄毁的全过程。

长篇起笔，最难措手。本诗的起首，以宜春、建章、长乐等古离宫代指圆明园，以萤火之飞见园中之凄凉荒芜，以树木之粗壮见园之古老悠久，既暗寓诗人步入废园游历之意，又奠定了全诗的伤怀凭吊之基调：含义多种，笔法虚灵，底下又不见际涯，堪为长篇开首之楷模。紧接二句，又由“宜春”等名，飞渡到“离宫”的大概念，引出诗人要着意刻写的离宫圆明园，手法已颇为轻巧；但诗人非但要引渡，还要写出比较：从来离宫都是供君主游乐的，哪见过郊外却有赫赫的“皇居”？这一问，又点出了圆明园不同于普通皇家别苑的非常身份，诗意陡然转进一层，并自然而然接到了对“皇居”形成的追忆上；而且，这两句也迅速摆脱了前二句的“现实”气味，而造出一种追溯“历史”的架势。区区这四句，有承上、有启下、有过渡、有对比、语带询问口吻、意有陡转之势；诗人运笔流转之妙，于斯可见一斑，下文之转折递接，大抵类此，读者可细心体味之。

此二句门户一开，下面的追忆铺叙便源源而至，但次序十分井然。先说圆明园的地理，那里本是游牧之地，河流纵横；次说圆明园的历史，唐藩、元都，均在于此，此处山川，本有“王气”笼郁，到明室覆灭、清帝入主，因兵灾人祸，良田为墟，宫廷方面便觅到了这有水有泉的好地方，营谋新园了。地理、历史交待毕，又进而叙说圆明园的沿革：在康熙朝，这里先筑了一座畅春园，其实是行宫，“以帝者不居，但名曰园”(原注)；尽管如此，园成之后，康熙便常来此处，不再幸临前明的南苑了。此后，康熙在园中筑室，赐皇四子(即后之雍正)读书，题额曰“圆明”；到雍正即位三年，改园名为圆明园，春秋皆居园中，设朝房办公，此处乃由“园”而升格为“宫”——帝者之居了，故诗中称之为“郊宫”。

长诗叙述若过多，则不免有萧索之感，以上各句，叙说简洁流转，但尚未见华丽繁富；圆明园之鼎盛期在乾隆一朝，故叙至乾隆时，诗人便变换笔法，张扬词藻，尽意绘饰了；园内，有十八座大宫门、有宽达“七楹”的正大光明殿、有四十处题以四字匾额的轩堂、有重臣贵戚进献的无数假山奇石，还有效仿江南四园、效仿西洋宫殿、效仿印度佛地城池而建的众多建筑群，供那太平天子游幸寻乐。真是美轮美奂、吁其盛哉。诗人最后总收一笔：“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将这座名园的盛容，推至极致，足可令人起无穷遐想！

但是，待见到下文“岂意元皇失恭俭”的一声断喝，读者才明白，以上的绘饰铺衍，决不是“劝百讽一”，而只是下文的映衬；将圆明园写得越是富丽堂皇，就越显出清室列帝的奢欲无限、糜费无穷，圆明园最终被毁的远因，亦就隐隐而见了。接下，诗人就毫不容情地列数诸帝之失，清清楚楚地划出了圆明园之由“成”而“毁”的轨迹：乾隆皇帝，表面上假惺惺地在园中勒碑立铭，要后人戒除骄念，骨子里却唯愿圆明园无限扩大，全无“恭俭”之心。嘉庆皇帝面临着农民起义、吏治腐败的危机，大清朝衰象已露。道光皇帝，外有海上英国侵略者的进犯之患，内则民穷财尽，国库空虚，然而，他还是舍不得变卖行宫、以资国用。这就是五十年前——道光元年——的形势，正如西汉贾谊《治安策》所谓：“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圆明园大火的火种，其时已然具备了！

以上一段，诗人颇用《诗·小雅》笔法，直陈时事、无所忌讳，矛头径指清室诸帝，直斥其非，议论正大、剀切。至于他透过圆明园大火系由侵略者点燃这一表象，看到并指出这场大火归根结蒂乃统治者自己失政之所致，是其见解尤为深刻处。至“沉吟五十年前事，厝火薪边然(通“燃”)已至”二句，诗的主旨已开始显露；诗人在叙说之间，忽以“沉吟”二字点明自己的思索，其用心即在提醒读者留意此二句的份量。

当然，在“列祖列宗”中，诗人的浓墨重彩施得最多的，还是招致圆明园大火的直接责任者——“先帝”咸丰。咸丰即位后，各处农民起义日甚一日，终于汇成了太平天国的大起义。面对此“忧危”局面，咸丰初期也曾选将出征、深夜哭庙，似乎欲有所为、似乎痛心时势；但不久便一头钻进圆明园，“寄情于诗酒，时召妃御，日夜行游”(原注)。他每年住皇宫不满一月，成日价就在园内盘桓，以强颜欢笑麻醉自己、逃避现实，虽有“贤德”的慈安皇后诤谏，亦无补万一。这样的时势，却由这样一位君主驾驭着，国家还能不倾危么？圆明园还能长保久安么？终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至京师，咸丰仓皇出奔热河，并在那里忧郁去世；至于他生前留恋而又曾再加经营的圆明园，也成了他昏愦失政的牺牲品，在四郊多垒的那个年月，被侵略者付之一炬、烟消云散了！

至此，诗人以诗家的才情，辅以史家的见识，写完了圆明园的兴废经历；接下第六十三句至一百六句，为诗的第二大部分，诗人从历史的风烟中走出，开始了对废园的凭吊。初入废园，但闻湖水呜咽、狐啼鱼泣，举目是荆棘丛生。在董太监的引导下，诗人看到了“出入贤良门”、“正大光明殿”以及咸丰所建“清辉堂”的残址，看到了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人曾一齐观赏过牡丹的“镂月开云台”倒在乱竹丛中，看到了仿建的“平湖秋月”壁间残留的书法、脂粉的零落错杂。董太监在耳边诉说着：“舍卫城”的佛像给盗尽啦、园中的树木给伐去作柴啦、昆明湖的鱼也给捕去啦……一路耳闻目睹，再加上萧萧的蒿艾之声大作，这往昔繁华竞逐的圆明园，在诗人笔底，真有一种凄厉、惨淡、甚至神秘、恐怖的感觉，令人读之气结难言、毛发为立！

如此凄惨，谁实为之？诗人怆然之余，又不禁要追根溯源：一是皇帝，敌兵一到，便仓皇出奔，把宫廷抛给了“嫔娥”去看守；二是王公、丞相，不思退敌，却避兵的避兵、出迎的出迎；其三才是敌兵，他们是皇上王公们让进来的、迎进来的！在一片投降声中，只有一个守园大臣文丰，徒手空拳，无以御敌，却还忠贞之节不改，自沉于园中的“福海”水中，为名园的唯一殉葬者！写到此，诗人发出了最痛切、最激烈的遣责：什么“福海”，那是冤魂密布的海！看过这冤海，谁还信神！州大地真有一个保得住国家、黎民的“神”——皇帝？这第二大部分的最末一笔，是全诗最深切之处，是对圆明园被毁之原因所作的最根本性的解释；至此，诗的主题明瞭了、开朗了，诗人创作《圆明园词》的用心，也豁然可知了。

诗的末二十句，为第三大部分，也是诗人以圆明园被毁为鉴、对当今朝廷、皇帝所作的劝谏和建议。他先指出了现今的形势，是战乱方息、四海荒残，然后虚扬一笔，赞扬朝廷对御史德泰请修复圆明园的奏议下旨切责。接着，诗人又重抑了一笔——既然朝廷知道“中兴”诚难，又为何派出太监下江南采办锦缎呢？又为何同治皇帝大婚，“费已千万，结彩宫门，至十余万”(徐树钧序)呢？看来，朝廷正在走往日的覆辙呢！诗人不由得大声疾呼，现在需要的是“鱼稻资民利”——把钱财用在阜裕民生上，而不能“莺柳斗宫花”——满足宫廷的奢欲！当然，大清覆灭的结局，决不是人微言轻的诗人所能改变的，他呼吁也好，用“风水不利”吓唬朝廷也好，提出迁都西安的主张也好，究之终属枉然；因此，或许也预感到此，诗人在篇末，遂发出了近乎绝望的嗟叹：现下的局面，可真不是什么“良时”呀——他这一篇可拟《上林赋》的锦绣文章，到底能否有裨益于时政，他可是半点把握也没有。

本诗纪录了圆明园的成毁经过，总结出了此中的历史教训，今日读来，犹觉意义深长，足堪反复品味。诗中极其突出的一点，是把圆明园被毁的责任，牢牢系在最高统治者——皇帝身上；从康熙到同治，七个皇帝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诗人的非议、揭露、批评乃至谴责，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须知诗人此时还是大清朝的一介臣民，而“岂意元皇失恭俭”、“谁信神州尚有神”、“不遇良时”诸语，都是直言指斥、略无忌讳，极易因此遭罹大祸的。在这一点上，王闿运显示了一个真正诗人所应具有的品质。由此，读罢本诗，即可给人留下鲜明的观念——圆明园实毁于统治者之手、实毁于建园者之手，“货悖以入，必悖以出”，穷竭民力而成的名园，终将以不祥的结局而毁。

当然，由于诗人过份地强调了这一点，因而本诗中于侵略者的掠焚暴行的谴责反觉薄弱，这又是其不足之处。至于“敌兵未爇雍门萩，牧童已见骊山火”二句，更是听信了董太监的误传，以为侵略军本无意来劫掠，是“奸民”先入园抢劫，才招得侵略军踵至的：这，显然在客观上有减轻侵略者罪责之嫌，是尤其需要指摘的。不过，这些毕竟只是诗中的小疵，未足以掩没本诗的长处。

在诗歌艺术上，本诗具有晚清诗的典型风格，词藻华丽，音节铿锵，浓墨重彩，镂金刻银。其中最可注目的，当然是诗的叙事议论皆用典故成语，不落于实。这些典故，有些用得相当巧妙、精采，如：

宣室无人侍前席，郊坛有恨哭遗黎。

“宣室”用汉文帝见贾谊之典。此句字面上谓：咸丰等左右无人，因而只能痛哭于祖宗面前。其表面读去已很顺当，对仗亦复工整，用典亦复贴切，殊不料，“故典”中还含有“今典”——咸丰九年，咸丰帝在斋宫郊宿，中夜念及国步艰难而分忧无人，不禁失声大恸，是年大考翰詹，即以贾谊宣室事为题！

当然，也有不少典故是为了凑对仗而强用上去的，读来不免晦涩难晓，如：

妖梦林神辞二品，佛城舍卫散诸方。

前句系指园焚前一年，传言咸丰梦见白须老人自称园神，乃加授二品阶。这类句子，非于诗中夹入大量自注，不能达意，因此亦颇被人诟病。但是，若处理得当，亦未必皆病，如：

袅袅四春随凤辇，沉沉五夜递铜鱼。

“四春”实指咸丰在园中的四个得宠宫人：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此非加注不能明者。但诗人先加“袅袅”二字，即使不知“四春”者，读来亦觉春意袅娜，伴随帝辇——字面上仍能唤起读者的美感。

因此，对于大量用典，亦宜细作分析，不能概以“繁诟”、“堆砌”摒之：这不仅是评论本诗的问题，也是评论整个晚清乃至民初诗风的问题。兹事体大，本文亦不能详论，但退一步说，无论用典的效果如何，能够驱走许多典实子篇章间，或化用、或借用、或正用、或反用，而又将其部署整齐，安置于整饬的句式中，对仗工细，有条不紊，这也足见诗人的学问之博，才情之富了。即此一节，亦堪深赏三叹。

总之，本诗既具如上特征，兼以篇幅宏大，流丽婉转、声调并茂，格局大开大阖，笔法多样多变，立意又高于常人，实可推为晚清诗中之翘楚。李肖聃《湘学叙录》称本诗“卿、云之后，仅见斯篇；唐、宋以来，无此作者。”膜拜古人者，当以其言为溢美，不厚古薄今者，则殆以其言为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