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郑燮
丞相纷纷诏敕多，绍兴天子只酣歌。
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
这是一首咏史诗，“绍兴”是宋高宗赵构的年号。高宗为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宣和七年(1125)，金兵两路攻宋，宋徽宗传位于太子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人攻陷汴京(今开封)，掳走徽、钦二帝，史称“靖康之难”。北宋亡后，赵构在应天府(今商丘)即位称帝，后迁都临安(今杭州)，是谓南宋。本诗即是以此为历史背景的。
作者一开始就向读者展示出一种奇怪的历史现象：“丞相纷纷诏敕多”。丞相指南宋权奸秦桧，绍兴年间曾两度为相，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在金兵压境的情况下，秦桧力主和议，卖国求荣，并与高宗沆瀣一气，残酷迫害抗金名将岳飞等人，落下千古罪名。“诏敕”本指由皇帝下达的文告、命令，现在秦桧却越俎代庖，政由己出，不由使人产生了疑问：皇帝又在干什么呢？于是作者紧接着就点明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绍兴天子只酣歌”。高宗天子苟且偷安，朝政悉由秦桧操纵，自己却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前一句以“纷纷”二字极言秦桧行令之多，活脱脱画出他专横跋扈，不可一世的霸道嘴脸；后一句却以一个“只”字衬托出绍兴天子问政之少，只知寻欢作乐，其余一概不管的昏庸形象。这两人一为奸相，一为昏君，本是一丘之貉，但又各有特点，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
半壁江山长期沦陷，黎民百姓惨遭涂炭，南宋小朝庭却是畏敌如虎，苟且偷安，秦桧一味专权误国，高宗只是饮酒作乐，他们早已不思收复中原，一洗国耻了。然而高宗并非只是愚不可及的阿斗，秦桧也不仅是只会发号施令的莽夫，他们极力维持偏安一隅的局面，自有其更深一层的卑劣用意：即便金人真的要把徽、钦二帝送回来，把中原归还宋朝，他们也不会接受的，因为如此一来，赵构就当不成皇帝，秦桧也就无法专权了。这首诗的三、四两句“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正是一针见血地刺中了他们的要害。这两句表面看来是辛辣的讽刺，但在冷嘲的背后却是怒目裂眦的斥责。板桥写诗喜用白描，却往往蕴含了极为深刻而又强烈的爱憎之情。他曾写过一首对联：“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这首诗把高宗、秦桧这类衣冠禽兽嘲笑得如此痛快淋漓，斥骂得这般擘肌入理，直使我们觉得，诗人郑板桥何曾是“怪”，分明是个热血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