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作·郑燮
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
不仙不佛不贤圣，笔墨之外有主张。
纵横议论析时事，如医疗疾进药方。
名士之文深莽苍，胸罗万卷杂霸王。
用之未必得实效，崇论闳议多慨慷。
雕镌鱼鸟逐光景，风情亦足喜自狂。
小儒之文何所长，抄经摘史饾饤强。
玩其词华颇赫烁，寻其义味无毫芒。
弟颂其师客谈说，居然拔帜登词场。
初惊既鄙久萧索，身存气盛名先亡。
辇碑刻石临大道，过者不读倚坏墙。
呜呼！文章自古通造化，息心下意毋躁忙。

《清史列传·郑燮传》云：板桥“少颖悟，读书饶别解。家贫，性落拓不羁，喜与禅宗尊宿及期门子弟游。日放言高谈，臧否人物，以是得狂名”。这首七古《偶然作》，就是他早年“放言高谈”、“臧否人物”的代表作。

题为《偶然作》，是感兴偶至之作，古人多用作发抒杂感的诗题。诗中透辟的见地、慨慨的措辞和辛辣的嘲讽，显示了诗人迥异于一班“名士”、“小儒”的思想抱负和为人之道。

前六句直抒己见，笔意豪迈。“英雄”二句否定经史之类的典籍，提出“直摅血性为文章”的志向。历代奉为“治国齐家平天下”圣典的“书史”，诗人竟一言以蔽之曰：“何必读”。这是何等惊世骇俗的胆识！然而，“何必读”并非未尝读，而恰是研读之后的知道之言。诗人的“颖悟”、“读书饶别解”，于此可见。这里的“文章”，涵义较宽泛。诗人有语云：“无论时文、古文、诗歌、辞赋，皆谓之文章。”(《潍县署中与舍地第五书》)诗人此时年少志豪，血气方刚，满腔刚正不阿之气直抒于激扬文字：“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析圣贤之精义，描摹英杰之风猷”(同上)。诗人《赠国子学正侯嘉璠弟》诗云：“大哉侯生诗，直达其肺腑；不为古所累，气与意相辅。洒洒如贯珠，斩斩入规矩。”这种境地，庶几与“直摅血性”相近。在诗人看来，这才是英雄豪杰的抱负和理想。“不仙”二句措语斩截，旗帜鲜明，表明诗人与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至大的儒(贤圣)、释(佛)、道(仙)三家思想决绝的态度，进而以“笔墨之外”别有“主张”为标榜，表白其“学者当自树其帜”(《与江宾谷、江禹九书》)的一贯思想。“纵横”二句，意态轩昂，气概非凡。诗人对国计民生怀着热忱的关注，对时事世态有着深邃的洞察，议论纵横，剖析中肯，有如治世良医针对社会弊端进献疗救的药方。“英雄”云云，实则也是诗人的夫子自道。才识卓绝、磊落不羁的诗人自我形象，跃然纸上。

中间十六句嬉笑怒骂，指斥“名士”、“小儒”之流，痛快淋漓，锋芒毕露。“名士”六句，揭露“名士”自恃博学，连篇空话，于国于政无益。“名士”胸藏书万卷，他们的文章宏博深奥，其中，武力、权力兼用的霸道，“仁义治天下”的王道，二者杂罗，交相为用。然而，不管他们的崇论宏议多么慷慨激昂，诱人动听，对治国理政却未必能奏实效。有的“名士”则沉湎于咏诗作画，描鱼绘鸟，一味追寻风物，流连光景，稍有风情雅趣便陶然自足，欣喜若狂。“小儒”六句，斥责“小儒”一无所长，却窃居文坛，欺世盗名。“小儒”的文章只不过擅长于在经史典籍中寻章摘句，堆砌词藻罢了。赏玩其文藻倒也熠熠可观，寻绎其义蕴却丝毫不见。他们凭藉弟子的吹捧、门客的游说，居然角逐争胜，登上文坛宝座。“初惊”四句总评“名士”、“小儒”，断言华而不实者必然被人们唾弃。声扬海内的“名士”，名噪一时的“小儒”，初而慑其盛名，确实惊异之；继而知其底里，自然鄙夷之；久而唾其所为，必然冷落之。他们人还在，气犹盛，名声却早已丧失殆尽。他们的下场，真可谓可笑复可悲了。他们的文章即使刻石勒碑，碑石运到通衢大道，树立于路旁，过往的人们也不屑一读，而只会把它当作一堵断垣残墙，倚靠着休息片刻。挖苦嘲讽，尖刻犀利，表露出诗人强烈鲜明的憎恶。

末二句以“呜呼”领起，揭橥为文之道的要旨妙诀。诗人以为，自古以来，文章与自然的创造化育息息相通，只能平心静气，决不能急躁牵强。为文之道来不得半点“躁忙”，而要追求“流露灵府，荡涤埃壒”(清郑方坤《国朝耆献类征初编·郑燮小传》)的境界。醒豁警策，启人心扉，对一班不能“息心下意”而急于求成的“躁忙”之徒也有极大的教益。

板桥有语云：“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此诗不拘体格，兴至则成，魄力雄大，劲气直前，大有香山、放翁之风。诗中表白“直摅血性为文章”的宗旨，标举“如医疗疾进药方”的理想，出语沉着，凸现出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大志；疾呼“英雄何必读书史”，针砭“名士”之策“用之未必得实效”，揭露“小儒”之文“义味无毫芒”，指斥“名士”“雕镌鱼鸟逐光景，风情亦足喜且狂”的玩物丧志，戳穿“小儒”“弟颂其师客谈说，居然拔帜登词场”的肮脏伎俩，展示“名士”、“小儒”“身存气盛名先亡”，其文刻石立碑于道旁，“过者不读倚坏墙”的可悲下场，痛快酣畅，表现出诗人“性狂好骂”的气质。只是诗人所骂，“都属推廓不开之假斯文；异乎恃才傲物者之骂人”(《再谕麟儿》)。以此诗观之，直当得起七字之评，曰：“入木三分骂亦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