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居后十首(其三)·宋湘
名山好著书，著书何为者？
当其结撰时，古今复天下。
书成取自读，不如无书也。
事理如牛毛，揽之才一把。
家家十万言，累人读欲哑。
请君行看湖，尘埃与野马。
《湖居后十首》是作者居家乡丰湖(亦称西湖)时写的一组短古。组诗运用抒情、议论、叙事多种手法，信手而写，自然醇厚。这是其中的第三首，议论关于著书立说之事。
著书立说是古代儒家三不朽理论的最后一项。德、功、言三者，德为泰上，但德是属于内圣方面的，它可以自完自足地体现在个体身上。功则得通过实践来完成，在社会群体中体现价值，它是利禄的来源，有了功就有地位，就能影响舆论。所以三者的排列虽是功居中，但它实际上却是古人最想得到的。但功不一定能追求到，圣人孔孟都无所作为，即使追到了，在古人看来，也是多有现实意义而少有历史意义。因此一些追不到功名或希望名垂不朽的人就常著书立说。
然而大概这种排列法本身就说明著书立说也如嚼鸡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追求，并无多少意思，所以历代不断有文人拿它与功业相较，否定自己或同类人所做的事。这种否定有时是牢骚，有时就是他们对此事的认识。扬雄说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曹植认为自己应该“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李白看到别人“西屠石堡取紫袍”，深感自己作为文人“万言不值一杯水”，对那些“白发死章句”，“未步先起尘”的儒生他也觉得可悲可笑；李贺的《南园十三首》反复申述当书生没出息，说书生“寻章摘句老雕虫”，问“若个书生万户侯”；元朝的读书人被迫沦为措大、酸丁、老九；清朝文人自嘲自贬的就更多了，袁枚说“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小仓山房诗集》卷十六《自嘲》)“就有著述，亦不过雕虫篆刻”(《小仓山房尺牍》卷二《寄房师邓逊斋先生》)；赵翼说“论古虽如廷尉平，诗文事已一毫轻”(《瓯北诗钞》七言律六《稚存见题拙著瓯北诗话次韵奉答》)“仙有飙轮佛有航，书生失计落词场”(《瓯北诗钞》七言律五《答子才见寄之作》)；那句“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就出自清朝的黄景仁笔下(《两当轩集》卷一《杂感》)。宋湘与袁赵黄基本同时，感受相似。他的《说诗八首》之八说：“读书万卷其须破，念佛千声好是空，多少英雄齐下泪，一生缠死笔头中。”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书生都在被社会遗弃的体验中感到了从文著书的无益无利，所以符葆森说宋湘的这首《说诗》绝句“可为千古儒生同声一哭”(《寄心庵诗话》)。
写《说诗八首》时诗人的心境大概正受功名利禄心的支配，他和许多士子一样希望通过读书著述找到出路，而现实无情地否定了他所遵行的人生道路。他为之痛苦不堪。而在湖居时，诗人的心情平静了，老庄思想犹如湖上的和风吹拂着他的心灵。在平静中，他更换了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的角度和理论依据，发现作文著书、缠死笔头是可悲的，其实也是没有必要的。书生的落泊感当然与社会的不重视有关，但可能也与书生的自作多情、过分自负、不切实际有关。读书人总是以为自己能经世救国，社会需要他来设计，写的书可以藏之名山，传之不朽，写起来洋洋洒洒，论古证今，动辄万言。其实当权当道的人对他们的需要是有条件的，而他们所著的书往往也没有多少自己的新东西，书中绝大部分文字都是为了证明那“揽之才一把”的观点事理而找来的材料，写书实在是累己又累人的事。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自己也是文人书生的宋湘来说是可悲的，但他毕竟这么想了。此时他想到的是老庄的高论：“大音希声”，“大言不辩”，“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以为倒不如免动尊笔，任应自然，像湖上的游气(野马)、尘埃，随生物以息相吹之道自生自灭。在深刻地体验了做书生的无聊与痛苦之后，他又一次像许多求不到功名的人用老庄思想否定功名的意义那样否定了著述的意义。欲有为——难有为——肯定无为，不知道有多少古代文人都完成了这样的人生心理活动轨迹。
五言古诗是仅晚于四言诗而兴起的古体诗，假如以之表达尚无为的思想，表达时又不求几个字讲一层意思的整齐，那么这首诗很可能就是自然古淡的。如果诗中又能发一点具有一定真理性或概括性的议论，那么诗就将再带一点厚实。本诗以自问自答的形式，口语化地谈了一种道理，结尾又回到老庄的大道世界里去，所现的风貌自然也就是古淡厚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