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叹·吴伟业
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
松筠敢厌风霜苦，鱼鸟犹思天地宽。
鼓枻有心逃甫里，推车何事出长干！
旁人休笑陶弘景，神武当年早挂冠。
此诗作于清顺治十年，作者北上仕清的前夕。清朝初年，当满族统治者巩固其统治之后，在政治上对汉族知识分子便采取怀柔政策，以网罗大才，笼络民心。在这样的背景下，顺治十年，由江南总督马国柱以及吴伟业的姻亲陈之遴等交章推荐，已隐居乡间多年的吴伟业，一改初衷，准备应召出仕清朝。
他的仕清，颇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如著名散文家侯方域就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规劝他以名节为重，不要再仕新朝，指出“十年以还，海内典刑沦没殆尽，万代瞻仰仅有学士”，“学士之出处将自此分，天下后世之观学士者，亦自此分”。言辞恳切，十分中肯。其实，作者心中自然明白，他一旦仕清，给他带来的将是耻辱和羞愧；但他又怕得罪朝廷，累及家室：就在这种万分矛盾的心情下，他半推半就地踏上了仕清的道路。
诗以“自叹”为题，旨意自明，即以诗抒发自己身世之感。起句“误尽平生是一官”，用笔突兀。“误尽”二字，是发自肺腑之言，可谓感慨万端。作者自崇祯四年(1631)以令人羡慕的会试第一、殿试第二考取进士后，仕途上一帆风顺，文章亦颇负盛名。可谁能料到正是这个“名”，在入清之后却使自己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欲隐遁山林矢志守节而不能。“弃家”句伸足上句之意，说自已可以抛弃家室，却难以隐姓埋名，逃避清廷的应召。其实“变名难”固然是实情，但“弃家容易”实是为自己作辩解。梅村仕清，除了客观上朝廷对他威逼外，主观上亦与他性格懦弱、眷恋家室有关。他在《贺新郎·病中有感》词中曾坦白地承认：“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临终之际，他在《与子暻疏》中也说自己“牵恋骨肉，逡巡失身，此吾万古惭愧，无面目以见烈皇帝及伯祥诸君子，而为后世儒者所笑也”。所以“弃家容易”不过是一句遁辞。
颔联用比兴手法，说松竹品质坚贞，能经受狂风严霜的摧残，鱼鸟也向往自由，愿在广阔的天地间遨游。言外之音是，自己何尝不想像松竹那样操守贞节，像鱼鸟那样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呢！然而严酷的现实却使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在自怨自艾之中又夹杂着自解自嘲，很能表达出作者当时矛盾而复杂的心情。
后半首进一步用两个历史上的典故吐露心迹。颈联借用晚唐陆龟蒙的故事，说自己有心学陆龟蒙，避居乡间，但事与愿违，如今不得已驱车北上，求欢于新朝。甫里即今江苏吴县用直镇，陆龟蒙曾隐居于此，自号甫里先生。梅村自入清之后，至北上仕清的近十年间，一直隐居乡间，故以陆龟蒙自比。长干，即长千里，在今南京市中华门外，这里借指南京。当时作者经南京北上，故云“出长干”。
尾联用南朝陶弘景故事。陶曾任南齐左卫殿中将军，永明十年(492)，他上书辞官，将朝服脱下挂在神武(一作神虎)门上。陶辞官后隐居句容茅山，但仍然留心时事，曾积极参与齐、梁间的禅代，为世人所讥，称为“山中宰相”。但诗人认为，陶弘景虽然去官后不忘荣利，毕竟早就“挂冠”不仕了；而自己呢，在南明任少詹事任上也曾“挂冠”，如今却颜复出，真比陶弘景还不如。诗人要人们“休笑”陶弘景，因为自己的行为更该为人耻笑了！诗人有一种难言之苦：自己也曾“早年挂冠”，足以说明我吴某不为荣利。现在出而仕清，实是形势逼迫，不得已也。今天要做陶弘景都不可能，只好让人耻笑了，命运就是这样可悲！
此诗虽是“自叹”，但字里行间处处可以感受到清朝统治者以及周围环境织成的无形的网，紧紧地束缚着他，几乎使他窒息，无法脱身。诗中贯穿着社会和个人、现实与理想、出仕与退隐的矛盾，作者不由地发出悲叹。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此诗也富有特色。思想本是无形的，诗人用松竹、鱼鸟这些有形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作比喻，使抽象的、不可捉摸的思想得以形象地表现出来，一扫枯燥乏味的叙述，增添了诗歌的生动性和可读性。同时，典故的运用既灵活又贴切，不但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而且扩大了诗的容量，避免了“露”与“直”的毛病，颇耐人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