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治国

【原文】

以正治国[1]，

以奇用兵[2]，

以无事取天下[3]。

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此[4]：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5]；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6]；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7]；

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8]。

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无欲而民自朴。”

【注释】

[1]正：此处指无为、清净之道。

[2]奇：奇妙，出其不意。

[3]取天下：治理天下。

[4]此：指下面的这段文字。

[5]忌讳：禁忌，禁令。弥：愈加。

[6]滋：滋生，滋长。

[7]伎巧：技巧，智巧。奇物：邪事，奇事。

[8]自化：自我化育，自我成长。

【译文】

以无为、清净的正道来治理国家，

以奇诈、诡秘的方法来用兵，

以不去扰民来取信天下。

我怎么知道应该这样做的呢？

根据就在于此：

天下的禁忌越多，民众就越贫穷；

民众的锐利武器越多，国家就越混乱；

民众的心智和技巧越多，邪恶的怪事就越容易发生；

法令越是森严，盗贼就越多。

所以圣人说：“我无为，人民就自我化育；

我好静，人民就会遵纪守法；

我无事，人民自然富足；

我无欲，人民就自然朴实。”

【解析】

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已在前面的章节里多次出现，这一章老子又就这一思想作了论述。老子通过对“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论述，反证应“以无事取天下”。

“以正治国”，老子主张用清正无为的方略来治理国家，这是老子一贯的主张。老子作为当时一个普通的中级官员，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审视当时的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言行和作为作了敏锐的探视和深刻的剖析，因而提出了要以正道来治理国家的良好建议，这一建议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中国人崇尚浩然正气，自古以来就以邪不压正来阐释正气的力量，中国的历代皇帝中有很多人将“正大光明”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甚或统治民众的道德准则，直到几千年后的今天，很多官员还依然将“正大光明”作为自己的为官之道，这里的“正”就含有正气和清正无为的意思。然而，官场的腐败自老子时代已经出现，国家成为统治阶级实施统治的暴虐工具，标榜的所谓的“光明正大”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老子针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暴施政而高声疾呼，喊出了当时人民的心声。

“以奇用兵”，老子的《道德经》虽然不是兵书，但其中不乏一些作战用兵的思想，在前面的章节中已有涉及。在这里，“以奇用兵”讲的就是用兵之道，老子认为用兵就应该采用非常规的战术，要用奇法、奇谋、奇计来迷惑对方，使对方钻入圈套，从而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老子在此提出战争问题，并不突兀，也不是随意而发，他是针对治国的“正”而言的，用兵要“奇”，从政要“正”，一奇一正治天下。我们知道老子反对战争，但战争不会因一个人的好恶而存在或消亡，确切地说战争不可避免，针对这种现实，老子不得不为弱者、为正义的统治者提供“以奇用兵”之计，这一用兵之计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这是老子罗列的一些社会现象，也是他对国计民生的具体思考，其中不免含有老子对社会现状的忧虑、焦灼的情绪。在老子看来民众之所以发生叛乱，和人民的本性无关，人民的本性是善良的，除万不得已决不会惹是生非，人民发起事端和统治阶级的统治不合理直接相关。老子认为天下的禁忌太多，民众就会生活贫困，贫困就容易生是非，发生逆乱；人民拥有的锐利武器越多，国家就越容易发生混乱；民众的技巧心智越多，邪风怪事就越盛行；法令条文越森严，盗贼就越猖獗。

老子站在普通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对当时的统治者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我们再联系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春秋时代的列国，兼并战争此起彼伏，人们处于极端的混乱和盲目之中，随着等级观念的瓦解，人民手中都掌握了武器，武器是用来保护自己的，然而一旦人人手中都拥有了武器，那么每个人都不再是安全的了。人民不安全就会陷入恐慌，这种恐慌的心理是导致天下大乱的重要因素，天下不安定和统治阶级的统治不能说没有关联。老子对当时的统治者试图通过制定严酷的刑罚来平定天下大乱十分反感，他甚至对这种滥用国家机器的做法公然反对，在他眼里，严酷的刑罚非但起不到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的效果，而且会起到反作用，因为严酷刑罚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心的欲念，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他强调感化的力量。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是老子引用圣明的统治者的话来重申自己的观点，起到了恰到好处的证明效果。圣明的统治者“无为”、“好静”、“无事”、“无欲”，“无为”也就是无所作为；“好静”也就是怀柔、宁静；“无事”也就是无所事事，亦作无为解；“无欲”也就是没有私心杂念。这些圣明的统治者用“无欲”、“无为”来治理天下，其结果是民众富足、守纪，民风自然纯朴。

从政之道

刘邦开国立业与民休息

东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初三，刘邦登基，做了皇帝，世称汉高祖，定都洛阳，后经娄敬劝说，迁都关中长安，创立了西汉王朝。

一天，汉高祖在洛阳南宫大宴群臣。席间，觥筹交错，君臣共饮。高祖刘邦非常高兴，他问群臣道：“在座列侯诸将不要隐瞒，要畅所欲言。请大家说说，朕何故得天下，项羽何故失天下？”安国侯王陵答道：“陛下平时待人有点粗暴无礼，似不如项羽宽仁。但派人攻城略地，有封有赏，能与天下人同其利。项王嫉贤妒能，战胜不赏功，得地不分利，所以将士不肯尽力，因此失掉了天下。”刘邦听了，笑道：“尔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朕不如子房（即张良）；主持政务，安抚百姓，保证供应，朕不如萧何；统百万之军，战取攻守，朕不如韩信。这三人都是当今豪杰，朕能依靠他们，所以能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且不能用，所以被我打败。”群臣听了，都表示敬服。

刘邦做了开国皇帝，天下初定。儒生陆贾在刘邦面前，常常称道诗书的价值。刘邦起初听不进去，甚至训斥陆贾道：“朕是在战马上得的天下，《诗》和《书》对我有什么用？”

陆贾耐心劝道：“马上可以得到天下，难道马上可以治理天下吗？唯有逆取顺守，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道。吴王夫差和智伯凭借武力，秦朝靠严刑峻法，最终都灭亡了。大王必须行仁义，法先圣，以免重蹈覆辙。”

刘邦从谏如流，采纳了陆贾的建议。他让陆贾着书立说，陆贾将历史上国家存亡的史事写在书里，论述君臣政治的得失，共十二篇。陆贾每写完一篇，便及时奏上，刘邦读后，不住地点头称赞。刘邦自幼读书不多，但性情通达，有智谋而又善于接受别人的意见。尽管开国诸事草创，但政局一直比较稳定。又令萧何编定刑律，韩信整理兵书，张良考订历数，议定度量衡制度，叔孙通定朝仪，人尽其用。

为了治理好国家，刘邦颁布求贤诏书说：从来称王道霸的没有高过周文王、齐桓公的，他们都是靠贤人辅佐而成名的。现在天下贤人的智能难道都不及古贤了吗？问题就出在皇帝身上，皇帝不跟他们交往，叫他们从哪里晋升呢？贤士大夫有愿意到我这里做事的，我可以让他做官；凡名声好而确有德行的人，郡守应当亲自去劝驾，备好车子，送到京师，向相国府报到，并写明履历、状貌、年龄。如有这样的贤人而郡守不向上面报告的，一经发现，免去郡守之职。

西汉初年，刑罚有所减轻。刘邦下令说，打了八年仗，老百姓很苦，现在天下已定，除了犯死罪的一律赦免。后来又让士兵复员，回乡务农。诏书说：诸侯国人在关中的，免除徭役12年，回去的免去徭役6年。战争中逃亡的人，各回原籍，恢复原有爵级，归还他们的田地和房屋。由于饥饿而卖身为奴的人，免除他们的奴隶身份，恢复为平民。施行十五税一，即农民缴纳收获物的十五分之一。这样，刘邦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多年因战乱而荒芜的土地被重新开垦出来，农民驱赶着耕牛翻种田地，乡村又出现了繁忙的生产景象。

刘荫枢计除弊政为民除患

刘荫枢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一位能吏，他在担任地方官时，革除了不少弊政，很受百姓的称道。

有一次，朝廷委派他出任赣南道道员（清代省以下，府、州以上的行政长官）。当时，驻扎在赣南的清军军纪败坏，不少部队私自设卡收税，肆意对过路行人敲诈勒索，成为当地百姓的一大祸害。刘荫枢到任后，决心革除这一弊政。然而，如果按官位的品级而论，刘荫枢要低于管辖当地驻军的总兵。因此，革除这项弊政显然不是下一道公文就能解决的。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

这一天，刘荫枢发出请帖，邀请当地的军政长官到自己的府上来赴宴。请帖发出之后，他又叫过道台衙门里的两名办事人员，要他们一人携带布匹，一人携带小麦，在中午时分通过城门驻军设的税卡，叮嘱说：“如果他们收税，就把布匹与小麦抵押在那里，赶快回来向我报告。”二人点头称是，领命而去。

道台府内会聚着赣南的文官武将，宾朋满座，觥筹交错，好不热闹。

正当大家吃喝到兴头上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急匆匆地从外面走了进来，向刘荫枢报告说：“大人买的布匹小麦全被抵押在城门的税卡了。”

刘荫枢愤怒地说：“城门收税人太蛮横无理了，连道台衙门的人买的东西都敢抢夺，就知道他们对老百姓是怎样的了！”他故意问：“是哪一位税官敢于这样胡作非为？”来人回答说：“道台衙门的税官倒还不敢胡来，只有驻军设的关卡无人管束，胡作非为的事都是他们干的。”这时，刘荫枢站起身，向坐在旁边的一位总兵深深行了一礼，说：“驻军设卡收税本身就不合法，趁机对过路人敲诈更是错上加错。我知道，这些都是您的手下人背地里干的，希望您明察秋毫，下令取消这些不法的税卡。”这么一来，在座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总兵身上，目光中带着谴责、气愤的神情，把总兵弄得十分窘迫。

他红着脸，连连点头称是，表示同意革除。第二天，总兵发出命令，取消了驻军在城门设的税卡。

刘荫枢设计除弊政在赣南的百姓中一时传颂。人们不仅感谢他勇于为民除弊，而且对他善于使用谋略赞不绝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