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三十三章]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四十六章]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三十二章]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七十七章]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鉴赏〕 老子曰：“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三十三章》)以“知足”作为生命充盈而富足的常态，以“知止”作为淡泊明志、悟彻大道的通灵之所，故有“知足知止”之说。
老子首先立足于“天道”，以明人世之理。如《三十二章》论及“道”之无为而无不为：“‘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道”无名无状，显微无间，统制万物却了无声息，故天下莫之能臣；若侯王谦弱自持、守道以为，则万物自安其性，各自宾服。此时天地和合，云行雨施，大化流行，道之大德均普于民，恩泽广施；天地生养万物，自然而然，无所偏狭，此为和谐之至。
然则“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三十二章》)。人文之发展，必然有名物制度之建立，但是，人君若有“道隐无名”之自觉，则不应桎梏于“名”，宰制于“分”，而应“行无为以返于太初之始”(蒋锡昌《老子校诂》)，也即明“道”之所在，并由之建立行为坐标，适可而止。此说旨在以“天道无为之益”论及人之行为应当以道为法。概而言之，“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三十二章》)，无为之“道”如同纳川之海，万物若江河自然归之；如此，“归之”成为主体主动自觉的活动，强为之者，则会适得其反。
另一方面，《四十四章》由“人道”出发以言“知足”：“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薛蕙曰：“多犹重也。世人不知贵己贱物之道，而危身弃生以殉物。”当世之人，心意外驰，逐物而动，故常累于成败得失，以致殉物丧己；当世之国，亦因利之所趋而彼此征战，烽火连天，流血漂橹。究其实，受制于一己、一国之欲也。世间欲壑难填，“惟知足知止而不贪名货者，则不致污辱危殆，可以长且久也”(范应元《老子道德真经古本集注》)。知足者，无锐意强夺之心，常处安详自足之境，内无悔咎、外无争攘；由淡泊以明志，因宁静而致远。故老子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
“知足”无须外假，自然而足，乃“常足”也。唯其心以“自足”为乐，其行为方可有所“止”，所谓“知止”也。而人何以应“知足知止”？此以悟“道”明“德”为基。
盖“我性之所禀为我者，道德也；其所假而生者，神明也；其所因而成者，太和也；其所托而形者，天地也。凡此数者，然我而我不能然也”(严遵《老子指归》)。也即：我之为我之性，秉授于道德，因凭于太和，依托于天地；此乃天地造物之神，非因一己之力也。因此，“法象莫崇乎道德，稽式莫高乎神明，表仪莫广乎太和，著名莫大乎天地”(同上)。万象皆由天地道德所生，“我”亦如此；故世间之物皆以“道”之神明为至高至法，以“道”之稽式为至广至大。“是以圣人，上原道德之意，下揆天地之心”(同上)。因此，明“道”之人自觉以天地道德为己之德，以天地之心为己之心，所谓“精深而不拔，神固而不脱；魁如天地，照如日月”(同上)者也。
然则天地大德与天地之心为何？“道德之化，天地之数，一阴一阳。分为四时，离为五行，纶为罗网，设为无间；万物之性，各有分度，不得相干”(同上)。由是可知，天地之间大道流行，皆有分有度，阴阳、五行、四时乃为自然法式；芸芸众生各有其性；天地轮转，如是和谐，道之大德，以有此“分度”为首，故人之行亦应“知止有度”。且“造化之心，和正以公，自然一概，正直平均，无所爱恶，与物通同；剂长续短，损盈益虚，不足者养，有余者丧”(同上)。盖因天地造化平正公道，泽被万世，周流于万物之中，辅之以自然而无所好恶。同时，“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三十四章》)。万物依恃“道”长养自身，“道”作为万物之母默默给予而无所希求，无为无欲但义不容辞，此乃天地大德之另一表现；故人应以道之大德涵泳心神、无欲中正，为而不恃、功成不处，恬然淡泊而“知足”也。
由是可知，得道之人，自觉效法天道之德：知足知止，无欲淡泊，有节有分。同时，正由于“道德神明常生不死，清浊太和变化无穷，天地之道存而难亡，阴阳之事动而难终”，故圣人“常自然，故不可杀；处虚无，故不可中；细名轻物，故不可污；欲不欲，故能长荣”(严遵《老子指归》)。圣人体道合德，不务名物，故能与道德神明、清浊太和共享长久长荣。反之，“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九章》)。过于追求名货，耽于物欲，不仅背离天道之常，恣耗心神；且会互争互斗，骄奢求势，终不免精损神亡，名货俱终。
《庄子·让王》有一则假托孔子的寓言：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孔子愀然变容曰：“善哉回之意！丘闻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丘诵之久矣，今于回而后见之，是丘之得也。”颜回之生，以为衣食已足，鼓琴歌咏，求道自乐，乃自得于心，闲雅之至，此外无所希求。正如孔颜乐处所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在此，庄子以颜回贫而不仕，以明知足知止者，无累于功名爵位，虽艰难困顿却乐以忘忧。当人心于外物无所拘系，自可忘怀得失，此乃自由之精魂，道家之独立人格也。
因此，“知足知止”在道家发乎“道”，止于“道”，因此，王淮说：“知足，是主观上之知止；知止，是客观上之知足”(王淮《老子探义》)；心由悟“道”而自足圆满，行因知足而止息于“道”。孔颜之乐虽称道于儒家，但其本质内涵仍为本心得道之乐，由此不假于外物而显超然之自由，此处与道家甚为相合。且儒家亦有“止于至善”之说，其中“至善”之谓，亦指“道”言。但儒道之根本区别，在于“道”之内容不同。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善”之义，自古多解，宋代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解释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此解尤可参：所谓“至善”，即由己之“明明德”自然外衍以“新民”，包含内圣外王两端，故与道家之“止”的内涵迥异。
儒道之“止”，殊义而互融。它们神往于“道”，或淡然超越，或济世深沉，以不同的路向构筑起中国文化的双重人格。于是，文化机体有了蓬勃的生命，文化血脉欢涌贲张。为此一“止”，中国文人在荆棘满目的路途中行走了千年。然而，生命的无限张力延伸着历史，使理想之“道”历久弥新。直至今天，这一柱擎天的力量，依旧扬起文明的风声，我们为之奔跑，永不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