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章]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二十七章] 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七十五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五十三章]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綵，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四十二章] 强梁者不得其死。
〔鉴赏〕 老子之时乃为乱世，统治者离道叛德，暴敛横征；民众则苦不聊生，饿殍遍野。当世以天下之忧为忧者，哀民生之多艰。儒者由不忍人之心以倡仁政，居庙堂之高则劝谏于君，处江湖之远则修己安民。老子亦非索然离世、孤山隐遁之人，其悲民之深，忧国之切，由此可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七十四章》)
上引老子之文，首句反问，痛心疾首。苏辙说：“政繁刑重，民无所措手足。则常不畏死。虽以死惧之，无益也”(《老子解》)。当世君主苛刑繁多，使民生不如死；故即使以死相惧，民亦不畏矣。反之，天下和顺，明主当道，则民必乐其生而恶死也。故老子曰：“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即是说，大道当行、国泰民安之时，君王循循善诱，以化众生，使民所行合于道法；纵有兴祸作乱者，由司杀者(主管杀人的)依法杀之，其余民众亦会因乐生畏死而不敢复为也。老子时，暴君多以刑罚肆意诛杀，以代司杀者；如同拙工代高匠斫木，其手必伤。此乃“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之乱世，戕害民生之重，无以复加。
然则何以至此？《七十五章》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老子在此析辨生民疾苦之根源：为人君者，索民愈多，民愈贫；智巧伪诈愈盛，民心愈乱；嗜欲厚生愈烈，民愈生不如死。此三者一旦达于极致，民不堪压榨而暴乱起义，则天下之乱大矣。所谓“民不畏威，则大威至”(《七十二章》)。另一方面，“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六十五章》)，人民善用巧伪智诈以互争互斗，而民智之开启，乃因君主治国多用其智。因此，溯源而上，其咎在君；若人君无私无欲，则民亦归于素朴，饱其食、安其居、重其生，天下无物不得安乐。之于君，内则无以生为，故可寡欲清心以养其生，外则安顺谐和，故为民心所向以保其治。
盖上述皆从实然效果论，以明人君尊道崇德，清静无为之利。然则老子“无为而治”不仅有其工具价值，亦具内涵价值也。老子哲学乃以“道”为基，由此衍及立身处世与治国安民之策也。以下自“道”析之。
《四十二章》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对于道生万物之解，历来众说不一，然此章由“自然之道”以启“人君之道”，或无疑矣。道至虚至无，由之而生阴阳，阴阳相荡以成万物。“道”虚，故无所不容，周流万物而生养不息；“道”无，故玄妙之至，柔弱谦下以因物自然。“道”乃物之大同，故为万物之全体，广漠无边而玄德备矣。盖侯王必当以“道”自正，唯其虚怀若谷，方可兼善万物以为大同之治；唯其无为清静，乃能顺物自然以达天下之和。此处，老子以“道”之本性启示君王，以望暴君收敛一己之欲，从道而行，长养万民以为天下之父母也。因此人君治国之道亦可称之为“稽式”(法式、法则)，故“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六十五章》)。此处所谓“玄德”，可指“道”之大德，“反者，‘道’之动”(《四十章》)也；亦可指“人君”之大德，“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也。唯是“玄德”，乃使物皆至于大顺。
进而，君王之为，一则应“(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二十七章》)。也即：“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四十九章》)。一国之君，若能除去私心而为天下之大公(“常无心”)，善良守信之人，以善且信应之；不善无信之人，非弃之鄙之，当谆谆教化使之为善，使之为信。此乃君王为善之极，为信之至也(“德善”、“德信”)。对此，马其昶解之曰：“见不善，非徒以为戒，又必教之使善，然后吾之善量足，是不善人正善人为善之资。故善者吾师之，不善者亦当爱而教之，此天下所以无弃人也”(《老子故》)。也即，善者非但应以不贤者为戒，还当施以教化，使其改邪归正也。如此，善者广施教化之善因凭恶者而得以呈现，所谓“吾之善量足也”，故天下不当有可鄙弃之人。
其二，圣人在天下，当“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三章》)。也即：“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四十九章》)圣人收敛意欲，自内修之(“歙歙焉”)，使心浑然与天同体。此时，君民同心同德，以君为己之父母也；君之为君，名至实归矣。故王弼曰：“圣人不立形名以检于物，不造进向以殊弃不肖。辅万物之自然而不为始，故曰无弃人也。不尚贤能，则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则民不为盗；不见可欲，则民心不乱。常使民无欲无惑，则无弃人矣”(楼宇烈《王弼集校释》)。老子时，君主欲平乱求治，常立道德规范以检束人心，设赏罚制度以绝灭恶行。然老子倡以无为自然之治，不以贤能为尚，不以名货为贵，不逞心驰欲而自甘素朴；如此，民自然心安而无欲，不舍身逐物而随其君也，故“名、货、欲”所起之争乱可自然消解。故君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以修己身、正己心为重，民亦可安顿而自乐也。
至此，老子重点阐发“爱民斥暴”之利。对于民讲，“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当君主之心清静而与大道同虚，当世间绝弃仁义圣智与巧诈争执，民将顺其自然之性而自化自正，见素抱朴而复归孝慈，于利无求而自得富足。故老子又就君言：“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君主谦卑自处，自能居上位而长保；柔弱不争，自能享其天下也。
最后，老子心中理想之国乃为“小国寡民”也。《八十章》谓：“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此国度，物之生因任其性，民之居安土重迁；一切随迁随化，安乐自然，如同陶渊明所谓“桃花源”之景。
然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陶渊明《桃花源诗》)。回首所来径，当一切皆化作几番轮回过后的明日黄花，记忆中依稀萦绕的惆怅乡魂，依旧执守在大道流行的广漠之野；无为而治、天下大同的千古遗梦，依旧埋藏在这片无何有之乡。此刻，面对大海这一百谷之王，或许依旧有古圣先贤的浅吟低唱，他们在期许后世子孙，若壁立千仞，无欲以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