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三十八章]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也。
〔鉴赏〕 “智”来自儒家思想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并且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多数学派所尊崇的；然而，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却一反常态地提出了“绝圣弃智”(《十九章》)的主张，而且认为“善为道者”对于民众应当“愚之”(《六十五章》)，使其“无知”(《三章》)。老子这种弃智愚民的思想非常突出地表明了他的反智主义倾向，构成了道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为了对老子的“反智”有更为确切的了解，我们必须先辨明“智(知)”在老子处的两种涵义。
首先，不得不强调的是，在老子那里，“智(知)”其实是有着一种非常积极的意义的，如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三十三章》)；“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五十三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五十六章》)。在这些言论中，老子显然都是站在一种肯定的立场来说“智(知)”的，但是这种“智”的指向也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合于“大道”的“智”，因为只有具有了合于“道”的智慧，才能够“行大道”；并且，只有合于“道”的智慧，才是符合事物发生发展的“自然”状态的，因而也便不需要言说，只需要循顺着事物的自然之理，也即循顺着天地万物的“不言之教”而行即可，所以说“知者不言”。
大概正是由于智者合于大“道”，“知者不言”，所以老子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二十章》)正是由于真正的有“智”之人能够合于“道”、合于“自然”，能够站在宇宙间古往今来、万事万物的全体性这一最高的视角来衡量一切，所以他的心智才能显得“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达到了常人所难以企及的广度与深度；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他站得高、看得远，对于眼前的芝麻小利不放在心上，所以与那些精打细算、锱铢必较的“俗人”相比，他反而显得“沌沌”、“儽儽”、“昏昏”、“闷闷”，然而，在老子心中，这样的人只是“似”鄙、“若”愚而已，并非是真的鄙陋、愚蠢，他们的智慧才是真正的“大智”。
正是具有上述的这种合于“道”、合于“自然”的深邃的大“智”，人们才能树立一种正确的求知态度，正如老子所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七十一章》)正是因为能站在“道”的高度，也即站在宇宙万物之“自然”发展的总体性的高度，真正的智者才能意识到自己所知的局限性，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树立起一种正确的、谦虚的求知态度，从而使自己的心智合于大“道”。其实，这样的观点不仅老子有，古代的许多大思想家也都有这种远见卓识，如曾问礼于老子的孔子就曾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又如，西方哲学的始祖苏格拉底也曾经认为自己很“无知”，但德尔菲神庙的神谕却说他是希腊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在得知这个神谕之后感到非常诧异，于是，苏格拉底开始四处寻找各方面的专家来证明自己的“无知”，以求证神说错了，神也有说错的时候；他找政治家谈论正义，找艺术家谈论美，找将军谈论勇敢……然而，令苏格拉底失望的是，这些人自认为自己有知识，而实际上却都经不起追问。这样一来，苏格拉底终于觉悟到神之所以说他是最聪明的人，不是因为他有知识，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才会谦虚地追求和探索知识。老子的哲学路向虽然与孔子和苏格拉底都有所不同，但就“自知其无知”这一点而言，他们是英雄所见略同的。正是由于“自知其无知”，所以老子能够以一种谦虚的态度，不固执于某一具体的小智小能，不自以为是，从而能够站在一个非常广阔而深邃的视野来看待万物，不至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被一些假智慧、零碎的知识片段所蒙蔽。
总而言之，“智”在老子处首先是具有一种积极的意义的，合于“道”、合于“自然”的智绝不是老子所要“反”、所要“弃”的“智”，反而是老子极力加以褒扬的“大智”。而老子所要“反”、所要“弃”的“智”，实际上指的即是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假智慧、小聪明。
对于这第二种老子真正要反的“智”，老子曾这样来论证他“反智”的缘由：“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六十五章》)这一章的思想常常被人们理解为老子“愚民之说”来加以抨击，然而老子之反“智”与“愚”民并不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正如陈鼓应先生所说：“本章的立意被后人普遍误解，以为老子主张愚民政策。其实老子所说的‘愚’乃是真朴的意思。他不仅期望人民真朴，他更要求统治者首先应以真朴自砺，所以《二十章》有‘我愚人之心也哉’的话，这说明真朴(‘愚’)是理想治者的高度人格修养之境界”(《老子今注今译》)。也就是说，老子的“愚民”之“愚”与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大智若愚”的“愚”是一致的，他所强调的是一种素朴真醇的人格特质；因而，老子所反的“智”只是“智巧伪诈”之“智”，如果老百姓之间盛行一种机巧伪诈之智，则百姓自然难治，国家自然难安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智”的第二种涵义，也即老子所要反的那种“智”是与机巧伪诈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老子所说：“智慧出，有大伪”(《十八章》)，智巧出现，便会产生伪诈。“智”原本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它不必一定产生“伪诈”；但一旦“智”与人的私心、贪欲联系在一起，它便会以“智巧”、“智谲”的面貌出现，成为有碍于人心向善、社会纯朴的东西了。
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负面的“智巧”的产生与人的私心私欲紧密相关，所以老子对人的私心私欲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老子在此提醒人们，对于声色货利乃至口腹之欲，要加以节制，不可纵情任性、流逸奔竞而导致“目盲”、“耳聋”、“口爽”、“心狂”这些后果发生；一旦人的私欲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则必然就会产生各种智巧伪诈的手段，以至恣意妄为。正是由此，老子提出了“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三章》)的主张；在这里，老子将“无欲”、“不敢为”和“无知”、“智者”直接联系在了一起，非常鲜明地表明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至此，我们已经比较清晰地阐明了两种“智”：其一是合于“道”、合于“自然”，从全局、长远来考虑问题，遵循了事物之发展规律的大“智”；其二是人们出于自己的私心、私欲，为了个人或一个小团体一时的、局部的利益而贪图便宜、矫揉造作的机巧、算计或者片段性的知识，这在老子看来是一种小“智”。在春秋时期那个天下大乱的年代，“大智”陵夷而“小智”盛行，老子看到这种情况忧心忡忡，因而发出了“大道甚夷，而民好径”(《五十三章》)的慨叹。大道与小路的比喻非常生动地呈现出老子对于两种“智”的态度，他提醒人们要行走在光明的“大道”上，也即要有大智慧；而不要任私欲而行、耍小聪明，寻找阴暗的“小径”。
总而言之，所谓“大智”即是合于万事万物整体、长远的自然和谐秩序，同时又令整体中的每一个个体自由舒畅、并充分发挥其潜能的大智慧；而“小智”则是为了一己私欲而生的智巧、机巧，它为了局部的、暂时性的利益而妨碍了全局的、长远的自然和谐秩序，因而是一种小聪明乃至阴谋诡计。老子主张人们要有一种“大智”，反对人们耍弄私己的“小智”；老子“绝圣弃智”之“智”只是指的第二种“小智”。正是基于对两种“智”的分别与思索，老子提出了“绝学无忧”的主张，“绝学”是为了“弃智”，更确切地说是“弃小智”，从而最终合于大道；与此相关，老子的所谓“愚民”也正是为了使民众舍弃一己之小智和私欲，也即河上公所说的“使质朴不诈伪”，最终同行于大道。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摆脱“格言至训熟烂于浮文外饰、功利之习泛滥于天下”(南宋陆象山语)的局面，变为一个光明的、和谐的、充满温暖和阳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