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鉴赏〕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这不仅表现在自然气候的变化多端上，而且表现在社会政治中，其中战争便是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学者考证，“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人口灭杀事件，都是战争造成的。古代中国的战争非常频繁，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达448次”(中国散文协会编选《历史不忍细看》)。在老子生活的那个诸侯连年征战的年代，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甚至许多国家都遭到了覆亡的厄运，如《荀子·仲尼》载齐桓公“并国三十五”，《韩非子·难二》载“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有度》载“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十过》载秦穆公“兼国十二(《史记·李斯列传》作‘二十’)，开地千里”。而那些兼并了较多领地的国家，如秦、齐、晋、楚、吴、越等则成为实力雄厚的大国，彼此展开了激烈的大国争霸；而与这种连绵不断的战争相伴的，却是百姓生活的困苦。正是出于对于历史教训的总结，身为史官的老子才痛心疾首地告诫统治者：“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不以兵强天下”，以此来反对战争，提倡要以“道”辅佐君主。

老子之所以反对战争，首先是出于老子对于百姓生活的悲悯之情，出于老子的人文主义情怀。如老子在《二十五章》中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将“人”视作与“道”、“天”、“地”并列的一极，充分显示了老子对于“人”的价值的肯定。正是因此，任何以破坏百姓生存为代价而谋取一己私利的政治统治，老子都是极力反对的。如老子在《五十三章》中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綵，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在《七十五章》中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在这里，老子对于不顾百姓死活而“服文綵，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的统治者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把百姓之困苦、“难治”都归结为统治者的暴戾，甚至称其为“盗贼”。可以说，在关心民生疾苦这一点上，老子与儒家是没有任何分歧的，如孟子就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将殷商的末代君主纣称为“残贼之人”，可谓是与老子如出一辙。

正是因为“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担心民众的生活受到干扰，所以老子极力贬斥战争的价值。如老子在《三十一章》中说：“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即使战胜了，也要“以丧礼处之”。也正是出于对战争之弊病的深刻认识，老子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四十八章》)而据《春秋左氏传》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老子所说的“事”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即是“戎”，也即战争。顺此思路以进，老子在对天地万物、大化流行的深刻观察与思考的基础上，提倡一种“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

然而，老子之后的中国历史并没有像老子所设想地那样发展下去，恰恰相反，由于名利欲望的驱使，天下战乱不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循环反而成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老子告诫统治者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也在这种历史循环中一次次的应验，而广大民众也在这一次次的应验中饱经折磨。比如，经过秦末农民战争、楚汉争霸战争，到西汉初年时，全国的户口数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也即《汉书》所记载的“大城名都散亡，户口所得数者什二、三”；由于人口稀少，劳力缺乏，以至耕地荒芜，粮食不足，谷价昂贵，汉初建国元年(公元前205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史记·货殖列传》)；并且，不仅广大民众贫困流亡到如此地步，甚至统治者在“大军之后”也得不到充足的财富，“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可见汉初经济萧条是非常惊人的。

因为“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所以每一个朝代的建立之初，由于统治者亲身经历了战争之害的缘故，他们大多都会回归到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上来，与民生息，励精图治。仍以汉初为例，《汉书·高帝赞》曰：“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经过从汉高祖刘邦、惠帝、高后，到文帝、景帝之时，由于统治者奉行了老子“无为而治”、“取天下常以无事”的政策，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的盛况，也由此奠定了汉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至于以后的华夏族人皆以“汉”作为自己民族的称谓。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欲望的驱使，王朝中后期的统治者又往往会逐渐变得骄奢淫佚，为了一己之私利而不能继续推行无为而治、与民生息的政策，以致于百姓纷纷揭竿而起；而此时，这些“生于安乐”的统治者对于老子“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的警告已经没有切身的体会，他们往往通过“兵强天下”，从而平定百姓的叛乱；然而，“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毕竟是不可改变的规律，这样只会导致恶性循环。于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就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时至今日，军事力量仍是每个国家必备的组成部分，并且随着科技的发达，人类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然而，“夫兵者，不祥之器”，人类的武器越先进，也就意味着人类自相残害、以致自我毁灭的力量越大。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已经给了人类深刻的教训，但是，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驱使，人类始终未能实现老子的理想——“虽有甲兵，无所陈之”(《八十章》)；这诚如老子所言，虽然他的主张“甚易知，甚易行”，但天下之人却“莫能知，莫能行”(《七十章》)。人类最终是放下手中的武器、解散装备齐整的军队，还是会在一片硝烟弥漫中毁灭自己生存的家园，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人类对于后者必须保持充足的警惕，因为正如老子所指出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现代化全球性科技战争之后的世界，很有可能会永远地停留在“凶年”中了，人类也许正是因为未来的一次大战而不能够继续在这个上天赐予我们的原本十分美丽的星球上繁衍生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