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注释〕　躁：帛书甲乙本作“趮”，《管子·心术》说：“趮者，不静。”“躁”与“趮”义同，指“急躁”、“躁动”。君：主宰。 辎重：古代军中载军需物资(衣粮军械)的车。 观：读作“官”；“官”即古“馆”字。荣观：荣华、繁华的生活。 燕处：指安居；宋林希逸注：“燕，安也；处，居也”(《老子口义》)。超然：指不陷在里面，超乎物外。 万乘之主：古代大国发动战争时可以动用万部战车，一部车叫做一乘；“万乘之主”即喻指大国的国君。 以身轻天下：轻率躁动以临天下；苏辙说：“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轻其身则不足以任天下矣”(《老子解》)。 根：王弼本作“本”，《永乐大典》本作“根”。根据上文，作“根”是。当改“本”为“根”，以便与前句相应(采俞樾说)。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言人君纵欲自轻则失治身之根；急功好事则失为君之道也”(现代蒋锡昌《老子校诂》)。

〔鉴赏〕　本章老子列出轻与重、静与动(躁)两对矛盾，发表了对这两对矛盾的看法，认为轻与重对立，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躁与静对立，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并由此喻人道，也即将此推向人生日用——“道”用，要人们像圣人一样“终日行不离辎重”，重静而戒轻躁，以免招致祸灾。

对于老子从“重轻”、“静躁”相对，引出“道”用——“重静”的思想，南怀瑾《老子他说》评价说：“重和轻、静和躁都是相对两种现象，重和轻是物理现象的相对，静和躁是生态现象的相对。但从原文文字上看来，老子侧重‘重’和‘静’的重要，只偏向一头，而舍置它们相互影响的关系。”任继愈《老子新译》说：“《老子》举出轻和重、静和动(躁)两对矛盾，发表了对这两对矛盾的看法。认为轻与重对立，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躁与静对立，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可以看出老子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动与静的矛盾，应当把动看成是绝对的，起决定作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老子虽然也接触到动静的关系，但他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弄颠倒了，也就是把事物的性质弄颠倒了。因此，他把静看作起主要作用的方面。所以老子的辩证法是消极的，是不彻底的，有形而上学因素。”

对任继愈先生对老子的批评，有人又作反批评，如张松如《老子说解》中说道：“如果不论什么情况，不看时间、地点、条件，总是把动看作矛盾的主要方面，把静看作矛盾的次要方面，这也就不免沾染某种形而上学因素，我们是不应该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批判老子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的。”这说明，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强调“重静”是不错的；“这一定时空条件”就是指社会领域的人生日用，所以南怀瑾《老子他说》又说：重(厚沉)静“专从人生日用的道用上立论了，虽然是偏向一面倒的理念，但是可以强调地说它没有错”。

正因为“重静”于人生日用的道用上立论，有用没错，所以曾国藩就强调“重厚”，他在《谕纪泽》中说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尔之容止甚轻，是一大弊病，以后宜时时留心。无论行坐，均须重厚”(《家书》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也因为强调“重厚”，所以老子以此喻说：“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

由“重厚”也必定“恒静”，所以王力《老子研究》第四章《道动》第六节《主静》中说到：“重者恒静，轻者恒躁；重静相关而轻躁互为表里，是以贵静亦贵重，戒躁亦戒轻。”由此，韩非子却又在《喻老》之同时，将此引申，为君主侯王提供“南面之术”，这就是“制在己曰重，不离其位曰静”，“无势之谓轻，离位之谓躁”，并以主父赵武灵王为例说明“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赵武灵王身体尚健时，即传国于其次子何为惠文王，并自己带兵“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惠文王三年取得“灭中山”的军事胜利；这时赵武灵王又怜其长子章，“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计未必决而辍”，结果引起内乱，公子成、李兑起兵杀了公子章，并把主父赵武灵王围困三个月，使赵武灵王活活饿死(《史记·赵世家》)。这就是韩非子《喻老》中所谓的“生幽而死”和所谓的“轻则失根，躁则失君”，即指君主侯王一旦失去国家机器和权势，离开君位去做臣下所做的事，就可能被逐被弑。

而这种君主侯王脱离君位、失去权势被逐被弑的事大概在春秋时代屡见不鲜，所以老子会发出“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的叹息，并由此老子会在《三十六章》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样的话，来喻说一国之主不可轻浮躁动，一人立身行事也同样不可草率轻躁，而要“重静”。也因为如此，所以老子会在本章首句强调：“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这就是《老子》本章之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