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久
西风信来家万里，问我归期未？雁啼红叶天，人醉黄花地，芭蕉雨声秋梦里。
张可久是元代最著名的散曲作家之一，也是今天留存散曲最多的一位作家。以诗的历史地位为喻，李开先认为“元之有乔(梦符)张(可久)，其犹唐之李、杜乎”(《乔梦符小令序》)？王骥德认为“乔、张盖长吉(李贺)、义山(李商隐)之流”(《曲律·杂论》下)；从词的艺术造诣来说，张宗棣云：“孰谓张小山不如晏小山(幾道)耶？”卢冀野则说：“小山是温飞卿，而梦符是韦端己”(均见《词曲研究·几个重要的曲家》)；从曲的创作成就来看，徐复祚认为“北曲马东篱、张小山自应冠首”(《三家村老委谈》)，李中麓也说：“东篱苍老，小山清劲，瘦至骨立，而血肉消化俱尽，乃孙悟空炼成万转金铁躯矣”(《词谑·词套》)。这些评论，虽不免于溢美，不免于偏爱，但却说明张可久在元曲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当然，也有人批评他的小令，过于含蓄和雕饰，是诗词化了的曲，不是曲的正宗。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评价他的散曲呢？他的散曲到底好在哪儿呢？
我以为他的散曲好就好在“含蓄不露，意到即止”(清梁廷枏《曲话》卷二)，好就好在“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好就好在“意新语俊，字响调圆”(明王骥德《曲律·论套数》)。就拿这支脍炙人口的小令为例吧：题目是“秋怀”，作者紧紧把握题意，用西风、北雁、红叶、黄花、芭蕉、雨声，点染成一幅萧瑟的秋景。又因“西风”的到来而联想到“归期”的未卜；因“芭蕉雨声”而烘托出自己的功名未就、展转反侧的愁思。于是一个异乡飘泊、壮怀激烈的游子便呼之欲出了。它句句围绕秋的特征来写，句句扣紧秋的情怀来写，写得又那样的婉曲细腻、清俊芳润，读起来令人舌底翻澜，口角噙香。其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艺术效果，除了没有一句浮词泛语之外，还在于它能够融情于景，情景相生。曲的第一二句，把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巧妙地表达了出来。“西风”是悲凉的，容易引起“志士悲秋”的感慨。“一年容易又秋风”，这“自春徂秋”的时间跨度就在言外显示出来了。“万里”是遥远的，往往“经岁又经年”，才能得到一封平安的家信。信中只问“归期”而无他语，便把“一行书寄千行泪”的离愁别恨烘托了出来。妙在作者并不正面回答“归期”是否已定，却说北雁在霜林如醉的长空里哀啼，行人在黄花已瘦的疏篱边痛饮，便把“有家归未得”的矛盾心情和“家乡何处是，忘了除却醉”(李清照〔菩萨蛮〕)的深沉乡思作了出色的表达。而窗外的秋雨，点点滴滴，打在芭蕉叶上，惊醒了行人神游故国的美梦，又进一步深化了“疏雨听芭蕉，梦魂遥”(刘光祖《昭君怨》)的意境。句句是写景，句句又是抒情，情和景高度地统一起来，不知何者为景，何者为情，达到了王船山所说的情和景“妙合无垠”(《夕堂永日绪论内编》)的艺术境界，也就是“含蓄不露，意到即止”的传达手法。
其次，是他能够运用色彩的浓淡、明暗，反衬人物内心的悲欢、苦乐。“红叶天”、“黄花地”，是显色，是大景，是用浓墨重彩涂成的，是客观外在的自然环境；而雨中的芭蕉，梦里的秋夜，是隐色，是小景，是用烘云托月的手法表现出来的，是主观感觉的投影。换言之，那显色、大景，不过是人物心理的反衬，而隐色、小景，才是人物的真情实感，才是阴沉、灰暗的人生的写照。句中无其词，而句外有其意，使读者从曲的形象中通过联想和想像，终于获得感情上的共鸣。体现了梅尧臣所说的“作者得于心，读者会以意”(引自欧阳修《六一诗话》)的艺术规律，也就是作者“清而且丽，华而不艳”的艺术风格的体现。再次，就是它在参差之中，寓有整齐之美。这支小令的句式是七五五五七，就其整体而言，是参差不齐的。但却在错落中见整，参差中见齐，特别是“雁飞”一联，妙语天然，对偶极巧，两句之中，铢两悉称，形式整齐，字面富丽，有此方见其芳润、渊茂，造成曲意上的回环往复，使人感到机趣盎然，余味无穷，完全符合周德清提出的“逢双必对，自然之理”(《中原音韵·作词十法》)的制曲原理，从而形成它“意新语俊，字响调圆”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