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庆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本文选自《世说新语·任诞》。

王徽之作为东晋名门贵胄，曾身居显位，又负一时才名。不过他既没有留下什么可以称说的政绩，也没有留下什么不朽的文字。《晋书》是为他立传的，标名青史，这又是很大的荣耀。但他的传记的内容，竟只是史官从《世说新语》中采拾来的几则琐细的故事，如他暂居别人家空宅，便令人种竹，声称“何可一日无此君”，以及上面这则“雪夜访戴”之事。读史至此，令人易生疑惑：这样的琐事，也值得堂而皇之地载入史册吗？

《晋书》修撰于唐初，那是一个门阀士族政治势力开始衰退却又依然保持着崇高声望的时代，东晋名士的风采在唐人心目中尤其是值得羡慕的典范。其实到了晚唐的杜牧，犹在诗中写下“自古南朝多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润州二首》其一)这样满怀向往之情的句子。而一说到“东晋风流”，只要是读过些古书的，恐怕没有人不知道王子猷种竹、访戴之事。这几乎成了历史上士族文化、士族人生姿态的象征。如此说来，这些琐细的故事就不能视为无足道的了。

人在世间生存，大多情况下是受功利愿望支配，受社会一般行为标准制约的，我们暂且把这称为“日常生活程序”。但人还有同这不甚谐调乃至相背离的一面，那就是人的自由的自然的天性，它跃出于日常生活秩序的情态，我们可称之为“兴”。“兴”这东西容易给人带来麻烦，古训“三思而行”，就是要人凡事不要受一时兴致的蛊惑。譬如一个悭吝之人在酒兴中会豪情大发，作出一掷千金的许诺，日后为了赖账而又不失面子，那要懊悔好几天；倘是真的已经当场“掷”出了，那就够悔恨一辈子了。但一个人倘事事都盘算得很精明，永远也不受情绪的影响，那也真是绝无趣味：不仅在别人看来面目可厌，在自己也活得难过。所以，人既是顺俗的，又是向往脱俗的。

东晋是中国历史上士族势力最强大的时代，特别像王谢那样的高门，拥有不受皇权影响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他们的子弟凭着血统的高贵，便可以安享尊荣，这是一个真正的贵族阶层。贵族制度当然有它不合理的一面，但那些名门贵胄也因此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尊严和自由——因为他们无求于人，不需要看别人的颜色行事。而尊严和自由，其实是人的天性所要求的东西。在后来贵族消失、皇权强化的时代，一般读书人为了混一点可怜的功名利禄，连走路的脚步、说话的声气都得小心谨慎；然而即使如此，危险依然存在。这种扭曲的、受压迫的生命状态使他们对六朝贵族的显为自由舒展的生命状态生出无限企羡，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东晋风流”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它所显示的人生的可能性。

王子猷雪夜访戴所表现出的，还不仅是任由情兴的名士风度，它还由此生发为一种具有唯美情调的人生姿态。山阴那个“四望皎然”的雪夜，对酒的王子猷遥望室外晶莹纯净的世界，在寂寞清寒中究竟体悟了什么呢？这里有微妙而不可言说的感受。于是油然吟出《招隐诗》的句子，想起隐士避俗而任其本真的高怀，想起隐居在风景如画的剡县的戴逵，想到如此良夜，二人对酌，漫话古今的雅趣。一条船便在这雪夜里驶出了。

“兴味”这东西很奇怪。倘若它是在情投意合者之间共同地产生的，它就是如空气一样弥漫着的氛围；倘若你拿它向一个不在场的人说明——哪怕是情投意合者，它就会在刹那间消失无踪，只剩下毫不相干的辞语干瘪瘪地挂在嘴边，成为再滑稽再愚蠢也不过的怪物。所以只要王子猷一脚踩进戴逵的家门，他就只有把这一次造访解释成具有某种现实理由的行动，因而既然他是“乘兴而来”，就必然要“兴尽而返”，这才不至于把他的“兴”——在雪夜里升起的生命的美感包括想像中友朋相对的谐和破坏掉。“雪夜访戴”并非是有目的的行为，它的意趣只在路途中。那在曹娥江上穿过杳渺的夜色的行程，是完全摆脱日常生活程序、使生命在某个特异的时空中融入自然而转化为一支无声而曼妙的音乐的过程。

这确实是一个琐细的故事，但它却有一种动人之处。即使我们可以拿另外的事实来说明东晋名士未必真的那么高雅，他们仍然有很多庸俗可笑的地方，但在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刻，生命终究呈现了自由的、唯美的、不假借任何“意义”而自我完足的姿态。

〔注〕王子猷：王徽之字子猷，王羲之之子。山阴：旧县名，治今浙江绍兴。左思：西晋著名诗人。其《招隐诗》写隐居田园之趣。戴安道：戴逵字安道，东晋著名文士，当时隐居不仕。剡(shàn扇)：今浙江嵊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