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杂记
方苞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十数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染者众也。又可怪者，大盗积贼，杀人重囚，气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随有瘳；其骈死，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
佘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迩年狱讼，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求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惟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余同系朱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应重罚。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左右邻械系入老监，号呼达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
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惟大辟无可要，然犹质其首。用此，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主缚者亦然，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每岁大决，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缚至西市待命。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
余尝就老胥而问焉：“彼于刑者、缚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无有，终亦稍宽之，非仁术乎？”曰：“是立法以警其余，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伤，病间月；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无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为差？”曰：“无差，谁为多与者？”孟子曰：“术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其上闻及移关诸部，犹未敢然。功令：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止主谋一二人立决；余经秋审，皆减等发配。狱词上，中有立决者，行刑人先俟于门外。命下，遂缚以出，不羁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狱具矣，胥某谓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术，曰：“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词无易，但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谳者；倘复请之，吾辈无生理矣。”胥某笑曰：“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决。主者口呿舌挢，终不敢诘。余在狱，犹见某姓，狱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
凡杀人，狱词无谋、故者，经秋审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杀人，复以矜疑减等，随遇赦。将出，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详述之，意色扬扬，若自矜诩。噫！渫恶吏忍于鬻狱，无责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为奇羡。山阴李姓以杀人系狱，每岁致数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数月，漠然无所事，其乡人有杀人者，因代承之，盖以律非故杀，必久系，终无死法也。五十一年，复援赦减等谪戍，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故例，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时方冬停遣，李具状求在狱候春发遣，至再三，不得所请，怅然而出。
中国古代有报告文学吗？有，方苞《狱中杂记》就是记叙他在狱中见闻的一篇杰作。
全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从“康熙五十一年三月”至“于是乎书”。通过作者所见和同狱杜君介绍，概括记述了刑部狱中骇人听闻的黑暗状况。作者亲眼看到，狱中每天从墙洞中拉出去的死人有三四人。后听同狱者介绍，才知是由于狱中卫生条件极差，犯人遭到非人待遇的结果。死者大多是一些罚不当罪，“不应重罚”的人。官吏狱卒贪赃枉法，“多方钩致”，千方百计敲诈钱财，因而造成了这些悲剧。作者对此进行过认真的调查，“以杜君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文章从一开始就直接展现刑部狱中这些骇人听闻的事实，使读者开篇即惊心怵目。这种重锤开锣的写法。值得注意。它是为特定的目的服务的。作者旨在以刑狱唤醒世人，包括上层统治者，所以采用了这种单刀直入，暴露无遗的写法。
第二段，从“凡死刑狱上”至“孟子曰：‘术不可不慎’。信夫”。从行刑者、主缚者、主梏扑者如何残酷折磨犯人，榨取金钱，进一步揭露狱中黑幕。最后一句“孟子曰：‘术不可不慎’”是这一段的要旨。
第三段，从“部中老胥”至“亦甚矣哉”。胥吏巧弄阴阳，使当死者不死，不当死者反而送命。真正的杀人犯逍遥法外，意色扬扬。这种令人震骇的实况，使读者看到，当时的司法部门是何等腐败！
最后一段，从“姦民久于狱”至“怅然而出”，以山阴李姓为例，揭露了刑狱中令人难以置信的黑暗。读者通过前面几段，已看到狱中生活何等可怖。最后一段，作者又出人意外地推出这样一个实例，使读者看到，这个象地狱一样可怕的地方，有人却视为光明福地。因为当时的司法机构，已经败坏到这样一步田地：不仅官府上下及书吏、狱官、禁卒、刽子手等可以通过贪赃枉法、敲诈犯人，大发其财，甚至罪犯坐狱，也能得益。长坐监狱，反而可能成为生财之道。居然有人“杀人系狱，每岁致数百金”。他尝到了坐狱发财的甜头，遇赦出狱后，又主动代人承受杀人罪过，再次去坐狱发财。他再次遇赦，又再三请求继续坐监。“不得所请，怅然而出”。这一事实，愈发令人毛骨悚然。
这篇著名文章，如果单从语言形式来看，似乎并无多少惊人之处。文中几乎看不到对偶、排比、比喻、拟人、夸张、借代等常用修辞方法，也没有对监狱环境、犯人细节等做过多的描写，更没有什么故作惊人之笔。可是，读者却感到它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那么，这里有没有奥秘？有的。
第一、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如同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论述果戈理时所说的那样，“极度忠于生活”，“不掩饰它的丑陋”。他是严格地按照“生活的实际存在的样子”来反映生活的(参《别林斯基论文学》第47页、106页)。作者因《南山集》案，被捕入狱，在死囚牢中生活了两年之久。他在那里看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黑幕。这篇文章，是他狱中见闻的真实记录。如果他没有这一段生活经历，就不可能写出这种文章来。以方苞等人为代表的“桐城派”，由于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提倡封建伦理等原因，曾经遭到许多进步作家的批评。但这篇《狱中杂记》实在是写得很成功的。首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亲身体验，并且不粉饰，不讳言。
第二、他有过人的胆识。连累方苞入狱的《南山集》的作者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方苞的同乡好友。《南山集》中多采方孝标《滇黔纪闻》中有关南明王朝的史实，触犯了清朝统治者的禁忌，因而被人告发。戴名世被杀，牵连数百人。方孝标这时已经去世，又被从坟墓中挖出来，给以戮尸的处罚。方苞被捕后，是作为死刑犯对待的。幸亏他早已成为著名文学家，影响很大，又有李光地等大人物大力救助，这才关押两年，免于一死。此身险入鬼门关！这对一个人的打击，该有多大？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般人，因文字招祸，便会悚于文字。即使再弄笔墨，也将谨小慎微。特别是对于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更不敢议论。更何况是面对司法机关这类凶衙鬼署，对于一个刚刚做过两年死刑犯幸免于难的人来说，当然更是摇头噤言之区。这是人之常情，未可以“胆小怕事”去加以厚责。可是，方苞刚出监狱，就将笔锋直指刑部监狱，并且言之凿凿，淋漓尽致，写出《狱中杂记》这样令人震惊的纪实文学作品，其过人胆识，实在可敬。所谓有胆，即敢于言他人所不敢言；所谓有识，指能够在万千的事物中，看出哪些东西是最有价值、最值得一写的。二者往往不能兼得，有识者未必敢言，敢言者未必有识。方苞这篇文章胆识兼具，所以在封建社会的所有文章中，成为一篇难以多得的佳作，读之自然使人震动。
第三、作者精于选材。他所写的，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无论人和事，都具有代表性，带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封建社会的监狱里，可写之事甚多，许多情节，都令人发指。方苞精选其中数人数事，依次安排，层层剥笋，收到了深刻暴露的效果。如果他事无巨细，有闻即录，这篇文章的效果，就要差得多了。
第四、在语言方面，这篇文章看似平淡无奇，其实，这恰正显示了他高超的语言功力。一个人，如果能够不加装饰，尽洗铅华，纯粹以天姿动人，此人之美便一定是达到了超群的地步。文章也是这样。方苞在论述归有光文时说：“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书震川文集后》)他自己的成功之作，也达到了同样的水平。本文全凭事实，不加渲染，它的艺术力量，却远胜过许多精心藻绘的散文。桐城派提倡文风“雅洁”，本文可视为范文之一。它让事实说话，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能够使读者透过封建法律的虚伪性和罪恶性，看到社会最深处的黑暗。这比一般性的抨击、议论、诅咒，要有意义得多。高尔基在论述现实主义时说：“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现实主义作品，除了具有美学价值，“它对于我们还具有无可争辩的历史文献之价值”。(《俄国文学史》)《狱中杂记》就是这样一篇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