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选自《临川先生文集》。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他出任参知政事，开始推行新法。这一改革侵犯了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利益，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群起反对。司马光本人更是不遗余力，除向朝廷陈述反对意见外，还三次致书王安石，攻击新法，横加罪名，妄图劝转或吓住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就是作者接到司马光第二封信《与王介甫书》后写的复信。

本文虽是书信体裁，但从内容和写法看，又是一篇驳论性的论说文。作者在信中反驳了司马光责难新法的主要论点，辨明了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五方面的是非，概述了“熙宁变法”的原委和性质。从而揭露了保守派只顾私利、不虑国家大计的行径，表明了自己以国事为重、革新政治的雄伟志向，以及不避诽谤、坚持改革的政治魄力。

全文共分三段。

第一段(开头至“冀君实或见恕也”)，指出双方分歧的实质，说明此次复信的缘由。围绕是否要详细复信这个问题，作者说明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收到司马光第一封信后没有具体答辩，是因为两人“所操之术多异”，即政治主张根本不同，无法折衷弥合，故辩说也不会得到司马光的谅解，不如不说。“所操之术多异”一句，既揭示了双方分歧的实质，又为全文写作定下基调。从结构上看，它是全文的楔子，亮出矛盾，领起下文。第二层，现在要“具道所以”、详细自辩，是因为“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并期望司马光谅解自己不可改变的变法主张。这段兼顾书信特点，措辞委婉含蓄，态度彬彬有礼，然因内容涉及改革的是非曲直，故于委婉中仍具锋芒，在酬答之际，决不放弃原则。

第二段(“盖儒者所争”至“则非某之所敢知”)，逐条批驳对方的指责，表明自己坚持变法革新的决心。这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可分三个层次。

首先，作者阐明了辩论中检验是非的标准，即名实的关系问题。名，即事物的名称(主观的称谓)；实，事物的实际(客观的内容)。司马光言必称孔孟，在原信中多次用“孔子曰”。所以，王安石以“儒者”共认的要求“正名”为发端，将司马光所尊奉的信条，作为反驳他的依据，以敌制敌，使对方有口难辩。另外，作者强调划分是非的标准是“名实”能否相符，亦为下文的驳论提供理论依据。

其次，逐一批驳对方强加的罪名。作者从司马光的第一封长信中，概括出对方攻击新法的五个论点：“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天下怨谤”。前三点系攻击新法之言，第四点系对王安石本人的诬蔑，第五点则兼及变法和王安石两方面。对于前四点，作者连用四个否定判断的排比句，先举新法之“实”，然后指出罪状之“名”与“实”不符，进而驳倒敌论。接着，作者驳斥“怨诽之多”，先以“则固前知其如此也”，表明这是意中之事。然后分析“怨谤”产生的原因：“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在社会风尚尤其是上层风气如此腐败的情形下，要想变法革新，与众多的论敌分庭抗礼，产生“怨诽之多”是不足为奇的。最后，举了盘庚迁都这个与变法相似的史实来助己论。盘庚迁都，反对者颇多，然而他并不因此退缩。历史证明，盘庚是正确的。盘庚是上古时代的圣贤之君，迁都之事亦载入后世儒家奉为经典的《尚书》。用这一历史例证反驳“怨诽之多”，具有典型性、权威性，这比纯粹从理论上来驳论要有力得多。作者在这儿赞扬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实际上是以盘庚这种谨慎而又一往无前的革新精神，来表露自己坚持变法、决不反悔的决心和态度。

这一层逐条驳倒敌论，表明自己态度。文章有理有力，笔锋犀利，驳得论敌体无完肤，令人称快，实为驳论之上乘。

最后，以两个“如……则……”的假设句出之，从正反两方面，表明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变法态度。第一个假设句，看似引咎自责，实则表明自己“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的政治抱负。第二个假设句，则正面拒绝司马光“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的要求。总之，这两句表面责己，实则斥人。既表明自己革新进取的态度和坚持原则的精神，又批评了司马光等人因循守旧的陋习，亦不失虚怀若谷的大政治家风度。这一层，在内容上有总束全文之作用。在章法上，于剑拔弩张之余，暴风骤雨之后，又有委婉跌宕之妙。

第三段(最末两句)，紧承上文，以旧时书信的一般套语结束全文，与篇首相呼应。

《答司马谏议书》集中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反驳艺术。他以三百五十八字的这封短信，回击了司马光三千四百余字的长书。作者善于拎出敌论要点，逐一展开驳斥。由于去除枝蔓，只留主干，故使文意显豁、泾渭分明、是非判然，能击中要害。同时，因为是书信，所以在理足气盛、词厉句锐之外，又有绵里藏针、柔中寓刚、软中透硬之妙，这就形成了本文语言精炼委婉、行文简截流畅，态度刚毅果断的特色，具有既驳敌论，又不失礼节，既严厉劲悍，又非诋毁责骂的驳论效果，充分体现了王安石大政治家的风度。另外，全文结构严谨，条理清晰，不失书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