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江西诗词·南宋前期江西诗歌·婺源朱氏·朱熹
朱熹(1130～1200)，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字符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沧州病叟、云谷老人，因谥文，因此又被称为朱文公。南宋理学家，理学的集大成者，被尊称为朱子。朱熹父朱松，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此时朱熹14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翚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绍兴十八年(1148)，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朱熹任知南康时，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发生了巨大影响。朱熹后又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待制、侍讲。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不久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
《宋史·朱熹传》有其详细生平介绍：
朱熹字符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
时相汤思退方倡和议，除熹武学博士……既至而洪适为相，复主和，论不合，归……
(淳熙)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军……熹再辞，不许。至郡，兴利除害……间诣郡学，引进士子与之讲论。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复其旧，为学规俾守之。明年夏……熹以疾请祠，不报。
陈俊卿以旧相守金陵，过阙入见，荐熹甚力……会浙东大饥，宰相王淮奏改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
时郑丙上疏诋程氏之学且以沮熹……(陈)贾面对，首论近日搢绅有所谓“道学”者，大率假名以济伪，愿考察其人，摈弃勿用，盖指熹也……本部侍郎林栗劾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绪余，谓之‘道学’，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价，不肯供职，其伪不可掩。”……熹再辞免，除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
光宗即位……差知潭州……申敕令，严武备，戢奸吏，抑豪民。所至兴学校，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
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侍讲……韩侂胄自谓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忧其害政，数以为言……御批云，“悯卿耆艾，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
庆元二年沈继祖……诬熹十罪，诏落职罢祠……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请。明年卒，年七十一……
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自熹去国，侂胄势益张……刘德秀……首论……伪学之罪……未几……前日之伪党，至此又变而为逆党……嘉泰初，学禁稍弛，后侂胄死，诏赐熹遗表恩泽，谥曰文……黄榦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着。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着。”识者以为知言。[1]
朱熹的著作很多，且都保存了下来。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韩文考异》《近思录》(与吕祖谦合编)、《小学》《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等，其文学创作则有《晦庵先生文集》。
朱熹在中国历史上是以理学而享有盛誉的。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他承传二程学说，确立了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朱熹哲学的核心是理学，他认为宇宙本源乃在“天理”，属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但他同时又指出“理”在物中，为此，他又提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一系列道德观、修养论。他说：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2]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3]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胜，人欲存，则天理灭。[4]
作为文学家的朱熹，在文学上也持有独特的看法。一般来说，理学家在文学观上不但重道轻文，而且因道废文，扼杀诗文的感情，仅仅将文作为“载道”的工具。如：
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5]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6]
朱熹的文学主张依然没有超出理学家重道轻文、道本文末、以文害道的体系，他也认为：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缘他都是因作文却渐渐地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7]
学者始则以其文而悦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则渐涵入骨髓，不复能自解免，其坏人材，败风俗，盖不少矣。[8]
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9]
但是，朱熹虽然重道，却也不得不承认“道”需要“文”来承载，因此，在文道观上，他有时也持有一些中庸调合的态度，给“文”在“道”的夹缝中留下了一席生存之所。如：
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10]
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其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11]
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音奏)，而不能已焉。[12]
间隙之时，感事触物，又有不能无言者，则亦未免以诗发之。[13]
间隙之时，感事触物，又有不能无言者，则亦未免以诗发之。[13]
正是给予了“文”的这一席生存之所，使得朱熹在文学观上有不少精到之见。
首先，在创作论上，朱熹强调作家人品的修养及感情的作用。其云：
此五君子(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14]
不是胸中饱丘壑，谁能笔下吐云烟?[15]
既有可怨之事，亦须还他有怨底意思，终不成只如平时，却与土木相似……喜怒哀乐，但发之不过其则耳，亦岂可无?圣贤处忧患，只要不失其正。[16]
诗曲尽人情。方其盛时，则作之于上，《东山》是也，及其衰世，则作之于下，《伯兮》是也。[17]
诗曲尽人情。方其盛时，则作之于上，《东山》是也，及其衰世，则作之于下，《伯兮》是也。[17]
其次，在对待前人的文学遗产上，朱熹反对模拟，提倡创新：
扬子云、班孟坚只填得他(指司马相如)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18]
文字奇而稳方好。[19]
第三，在风格论、方法论上，朱熹特别提倡自然平淡。他认为：
夫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哉?但对令人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臊、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耳。[20]
然须还他新巧，然后造于平淡。[21]
平易自在说出来底便好，说出来崎岖底便不好。[22]
圣人之言，坦易明白。[23]
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24]
最后，作为理学家，他特别强调“温柔敦厚”的风格，这也是理学家文论的重要特点。朱熹认为：
夫温柔敦厚，宽大平夷。固诗之教。[25]
使篇篇皆是讥刺人，安得温柔敦厚?[26]
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讽谕。[27]
政使暮年穷到骨，不教吟出断肠声。(《寄江文卿刘叔通》)
政使暮年穷到骨，不教吟出断肠声。(《寄江文卿刘叔通》)
一般来说，理学家的诗歌主要是说理之作，大部分作品无什么文学价值可言，刘克庄在《吴恕斋诗稿跋》中即称之为“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但论评家们对朱熹的诗歌创作却“网开一面”，评价甚高，这当然得益于朱熹在文道关系上对“文”的“手下留情”。评论如：
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又有一朱文公。[28]
南宋陆放翁堪与香山踵武，益开浅直路径，其才气固自沛乎有余。人以范石湖配之，不知石湖较放翁，则更滑薄少味。同时求偶对，惟紫阳朱子可以当之。盖紫阳雅正明洁，断推南宋一大家。[29]
作为理学诗人，朱熹的诗歌创作当然以说理诗居多，如其《训蒙诗》100首，就是向初学者阐明理学义理的，又如《致知》：
此心元自有知存，气蔽其明物又昏。渐渐剔开昏与蔽，一时通透理穷深。
这是纯说理的诗，从内容上看，正是刘克庄说的“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但朱熹更为人称道的是那些形象生动、深刻警策的说理诗，即陈衍《宋诗精华录》所称的“寓物说理而不腐”，如：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观书有感二首》之一)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观书有感二首》之二)
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水口行舟二首》之一)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春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春日》)
这类诗作将本来抽象、深奥的学理表达得如此生动形象、富有新意，确非易事，这充分展示了朱熹在理学、诗学两方面的深刻体悟与认识。
朱熹还创作有一些述怀诗与写景诗。其述怀诗多抒写其幽居独处的悲苦情怀，读来真切感人。如：
经济夙所尚，隐沦非素期。几年霜露感，白发忽已垂。凿井北山址，耕田南涧湄。乾坤极浩荡，岁晚将何之?(《感怀》)
闻说淮南路，烟尘满眼黄。弃躯惭国士，尝胆念君王。却敌非干橹，信威藉纪纲。丹心危欲折，伫立但彷徨。(《感事》)
朱熹的写景诗情景交融，风格清丽，别有风味，往往使人忘却他的理学家身份。如：
青鞋布袜踏琼瑶，十里晴林未觉遥。忽复空枝堕残雪，恍疑鸣璬落丛霄。《林间残雪时落铿然有声》
溪上寒梅应已开，故人不寄一枝来。天涯岂是无芳物，为尔无心向酒杯。(《梅花两绝句》之一)
总之，由于朱熹在文学观上对理学文论的突破，虽然于诗不甚用力，但其诗歌成就亦不低，好诗不少，为宋诗领域增添理学诗这一门类，其贡献是不容忽略的。
注释
[1]脱脱等：《宋史》卷四二九。[2]朱熹：《读大纪》，《朱文公全集》卷七十，《四部备要》本。[3]朱熹著，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4]《朱子语类》，第224页。[5]周敦颐：《通书·文辞》，见《濂洛关闽书》卷一，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六年版。[6]程颢、程颐：《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四》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7]《朱子语类》，第3319页。[8]周敦颐：《答吕伯恭》，《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9]《朱子语类》，第3305页。[10]《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11]《朱子语类》，第3333页。[12]《诗集传序》，《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13]《东归乱稿序》，《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14]《王梅溪文集序》，《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15]《奉题李彦中所藏俞侯墨戏》，《朱文公文集》卷九。[16]《朱子语类》，第2103~2104页。[17]《朱子语类》，第2114页。[18]《朱子语类》，第3300页。[19]《朱子语类》，第3321页。[20]《答巩仲至》，《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21]《朱子语类》，第145页。[22]《朱子语类》，第158页。[23]《朱子语类》，第3318页。[24]《朱子语类》，第3328页。[25]《答廖子晦》，《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26]《朱子语类》，第2065页。[27]《论语集注》卷七。[28]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桐江续集》卷三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9]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见《陆游资料汇编》，第316页。